文体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译林出版社《新编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词典》第1077页（3519字）

诞生于20世纪初，它是一门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体的新兴学科。

文体有广狭两义。狭义上的文体指文学文体，包括文学语言的艺术性特征(即有别于普通或实用语言的特征)、作品的语言特色或表现风格、作者的语言习惯以及特定创作流派或文学发展阶段的语言风格等。

广义上的文体指一种语言中包括文学文体在内的各种语言变体：如因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形成的新闻语体、法律语体、宗教语体、广告语体、科技语体；因交际媒介的差异而产生的口语语体与书面语体；或因交际双方的关系不同而产生的正式文体与非正式文体等。由于文体有广狭两义，文体学自然也有两大分支，分别对这两个不同领域进行研究。

西方现代文体学的开创人为着名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学生巴利(Charles Bally)，他借用索绪尔的语言学原理对传统的修辞学进行反思，力图将文体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建立起来。巴利的研究对象为口语中的文体。

他认为一个人说话时除了客观表达思想之外还常常带有各种情感因素。文体学的任务在于探讨表达这些情感特征的种种语言手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这入手，分析语言的整个表达方式系统。稍晚于巴利的德国文体学家斯皮泽(Leo Spitzer)被广泛尊为文体学之父。

斯皮泽的研究对象不是口语，而是文学作品。

他的研究对文学文体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其一，他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因此他详细地分析具体语言细节所产生的效果，从而有别于传统的印象直觉式批评方法。

其二，他提出了一种适于分析长篇小说的被称为“语文圈”(philological circle)的研究方法，即找出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偏离常规的语言特征，然后对其作出作者心理根源上的解释，之后再回到作品细节中通过考察相关因素予以证实或修正。受德国学术思潮的影响，斯皮泽将文体学用作连接语言学与文学史的桥梁，旨在通过对文体特征的研究来考察作者的心灵以及民族文化和思想嬗变的历史。

50年代末以前，文体研究主要在欧洲大陆展开(在英美盛行的为实用批评或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等均对文学文体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所提出的诗歌语言的特点在于“突出”(foregrounding)的概念迄今仍是诗歌以及小说文体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文学语言中的“突出”主要相对于标准语言中的常规而言，即作者出于美学目的有意识地对语音、语法、语义等规则的违背或偏离；“突出”也可表现为语言成分超过常量的艺术性重复或排比。

不少文学文体学家认为这些“突出”的语言成分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1958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举行的“文体学研讨会”是文体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就英美来说，它标志着文体学作为一门交叉或边缘学科的诞生。从西方来说，这个研讨会标志着文体学的全面展开和进入兴盛时期。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法、言语行为理论等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被逐渐引入文体学，使之增加了广度和深度。在研究广义上的文体、即各种语言变体时，文体学家往往通过对语音(或书写)、词汇、句型、句子间的照应等不同语言层次的系统分析，找出某种语言变体(譬如广告英语)的语言特征；并从交际目的与内容、交际媒介以及交际双方的关系等因素入手，探讨产生这些特征的原因。

在文学中，文体分析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中全面展开。60年代末以前，不少声称进行“文学文体”研究的语言学家纯粹将文学文本视为语言学分析的一种材料或检验语言学理论可行性的实验场所。在分析时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阐述某一语言学模式，仅注重语言学描写本身的精确性和系统性，而不考虑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美学效果(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匆匆一笔带过)。

但60年代末以后的文学文体研究主流则是将文体学作为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旨在探讨作品是如何通过对语言的特定选择来产生和加强主题意义和艺术效果的。

70年代初以来，采用系统功能语法进行分析的文体学家逐步形成了“功能文体学派”。M．A．K．韩礼德(Halliday)是此学派的开创人之一。

他在1969年召开的“文学文体研讨会”上宣读了颇具影响的一篇论文《语言功能与文学文体》。该文提出“语言的功能理论”是进行文体研究的较好工具。

所谓“语言的功能理论”就是依据语言在生活中承担的功能来阐释语言结构和现象。从这一角度，文体可被看做是在特定的情景语境的“促动”下对语言的功能系统进行选择的结果。韩礼德区分了语言具有的三种功能：第一种为表达说话者的经验的“概念功能”；第二种为表达说话者的态度、评价以及交际角色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的“人际功能”；第三种为组织语篇的“语篇功能”。韩礼德运用属于概念功能范畴的及物性系统对威廉·戈尔丁的小说《继承人》中的文体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

早期的功能文体学分析一般聚焦于某一特定的功能范畴：如集中研究作者对及物性系统的选择，或仅关注作者对属于人际功能范畴的人称代词的选择，或集中探讨作者对属于语篇功能范畴的主位结构的选择。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功能文体学家注意在几个层次上同时展开分析，注意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来决定文本的总的特性的。

进入80年代以来，采用语篇语言学、语用学、言语行为理论、话语分析等模式的文体学家逐步形成了“话语文体学”这一派别。他们注重分析语篇结构，注重文本与语境的关联，注重交际双方的相互作用过程(不仅分析人物之间的对话，而且也关注作者、叙述者、隐含读者和实际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总的来说，功能文体学家与话语文体学家较为重视语言学描写的精确性和系统性，注意展示或检验所采用的语言学模式的可行性。这两个派别也较为紧跟时代潮流，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将文学视为特殊的或自律的话语系统，强调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的联系，主张超越对文本美学价值的探讨，而将注意力转到文体特征与阶级、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去。

有的还强调意义的非确定性，反对以发掘作者本意为目的的文体研究；同时还对语言学模式或语言学描写的客观性提出了挑战和质疑。

与此相对照，60年代至今一直存在着一种较为传统的文学文体研究派别。

就英美来说，它与实用批评或新批评的联系十分紧密，其英国的分支曾被称为“实用文体学”。现一般称之为(狭义的)“文学文体学”。这一派别坚持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倾向于将文学文本视为自足自律的艺术品，以发掘作者的审美意图或探研语言的审美效果为终极目的。语言学理论或方法在这一派别里仅为帮助进行分析的工具。

他们不限于采用某种特定的语言学理论，而是根据分析的实际需要，灵活选用一种或数种适用的语言学模式。由于他们旨在帮助进行文学批评而非帮助发展语言学理论，因而在语言学描写的系统性方面往往较为逊色。这一派别较易为传统批评家所接受。

60年代以来，它作为对传统印象直觉式批评的修正和补充，填补了新批评衰落后留下的空白，在文学教学中起了较大作用。

它直至今日在英国一些大学中仍较有市场，但在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却受到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思潮的强烈冲击，处于衰落之中。

在文学文体研究中，还存在其他数种非主流的文体分析模式。有一种模式专门研究语言结构与作者性格的关联，其研究对象为作者习惯性采用的语言结构。分析者首先对语言现象进行描写和统计(可用计算机来做)，以确定作者有哪些惯用的语言结构，然后进行阐释，推断作者的语言习惯与其性格的关联。当然，仅凭一个人惯用的语言结构去推断其性格带有很大的主观任意性。

另一种模式专门研究“复杂”、“简洁”、“松散”等印象性词语与产生这些印象的语言结构之间的关联。

分析者首先看文本中的语言结构给人以什么印象，然后进行语言学描写，确定产生这些印象的语言特征。在这两种分析模式中，研究结果均不受上下文限制，譬如“复杂”的结构在任何上下文里都会复杂。

这与语言现象跟艺术效果的关联形成对照，语言现象的审美价值、主题意义或文学意义总是在特定的上下文中产生的；同样的语言结构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

西方文体学在80年代初被引入国内，它正成为我国外语语言和文学教学及科研中一门日益重要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