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权制遗迹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中山大学出版社《中国黎族大辞典》第128页（1737字）

由于古代黎族妇女在经济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及血缘关系所决定，对于维系氏族的生存和繁衍，都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此，妇女在氏族社会里受到集体成员的尊敬，大家听从她的指挥，很自然地形成母系氏族公社。同时它必然要反映到社会制度上来，因而也就决定了妇女在社会上的优越地位。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到印证。

(一)族外群婚的遗迹。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曾经历过原始群婚和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等四种形式；在氏族产生以前，人类社会各个民族曾经历过原始杂交和血缘婚阶段。黎族也不例外。后来，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自一切兄弟和姊妹间，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间的性交关系的禁例一经确立，上述集团便转化为氏族的”。

直至解放前，黎族还严格遵守着同一个峒的人不通婚的习惯，只有属于不同“峒”亦即不同“峒”的血缘的人才能通婚，保留着各氏族图腾的标志。各地区的黎族妇女在文身和纺绣衣裙时，都遵照传统习惯编织绘制各自特有的图式，如青蛙纹等；有一些地区还习惯以动物、植物的名称如水牛、芭蕉、蕃薯等作为同一血缘的称号。

白沙县的“喃唠峒”最早的居民有连满、连鸟、连鸡、马棉和马喧五支人，而“连”与“马”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血缘，也就是代表两个不同的图腾，因此，他们之间可以通婚。显然，“连”与“马”最初是两个氏族集团。解放前，“合亩制”地区的婚姻不受姓氏(指汉姓)的限制，也不受地域的限制，而受血缘关系的限制。

在血缘内部是禁止婚配的，而在各个不同血缘之间是可以通婚的。这显然是族外婚制的一种遗迹。

(二)母居制残迹。黎族人母权制另一个遗迹，是实行母居。母系氏族公社原出于一个共同的母系祖先，母系氏族繁荣期和对偶婚盛行期，男子是从妻居的。黎族在这方面还保留着遗俗，有“男子出嫁”的传说，称古时男女结婚只能是男子嫁到女方，成为女方的成员，双方一旦发生离婚，男子就返回本人原来的氏族。

黎族在这方面的遗俗有种种表现。如协助自己的女儿解决婚姻问题，在村寨边沿为女儿建立“布隆闺”作为留宿族外男子的住处。

(三)母系遗迹。在母权制时代，氏族是由母方的后嗣所组成，按照母系计算世系，子女认母系的人为同宗同族同血缘的亲人，而不认父系的人为亲人。解放前，黎族人妇女出嫁后和娘家本氏族的人仍然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丈夫死后，她就由娘家兄弟或侄子接回娘家与其父母或兄弟一起生活。这种由娘家亲属照顾、供养的习惯，在黎族中被认为是一种应尽的义务。

而其所生之子女则留在丈夫家由他们照顾；如果子女太小，可暂时随其回娘家，待长大再送回夫家；而夫家也照惯例给其一些报酬。

(四)妇女“主政”遗迹。

在母权制时代，黎族妇女主宰一切，凡是遇到氏族社会的重大事件时，都要由妇女主持解决。历史文献记载这方面的材料较多，例如：“其俗贱男贵女，有事则女为政”，“遇有事妇人主之，男不敢预也”。

清代汉文古籍《广东新语》、《洞谿纤志》、《琼黎一览》、《黎歧纪闻》、《琼崖黎歧风俗图说》等都记载过去一些地区的黎族内部一旦发生纠纷时，只要妇女出面干预或调解，就可以兵息人散，立解仇怨。如清末在保亭县“合亩制”地区毛枝峒和毛道峒发生械斗时，最终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各派出寡妇一人为代表，举行一种传统的和解仪式，黎语叫“蕊岔”。又如毛贵大峒和毛道大峒，双方发生械斗时，要发出“通牒”，形式一般采用鸡毛信或猪颈。送通牒的往往是请别峒的人或由双方嫁来本峒的妇女做使者。

宋代黎族着名的“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钱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下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直到解放前，在合亩制地区仍然存在着严格的男女自然分工，妇女从事稻田插秧、“山兰园”的点播以及以后的除草、收割等重要工作。插秧和收割时，要由“合亩制”亩头的妻子首先要做一种宗教性仪式活动后，其他妇女才能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