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各族起义

出处：按学科分类—历史、地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太平天国大辞典》第699页（1787字）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贵州全省爆发的各族人民反清起义。

自雍正实行“改土归流”以来，地主经济得到发展，农民土地被兼并，受着沉重的地租、高利贷的剥削。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赔款及镇压太平天囯革命运动的军费开支，沉重压到贵州各族人民身上。各族人民不堪忍受，乃铤而走险，在太平天囯革命的影响下，终于掀起了在贵州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参加民族最多、活动地域最广的反清起义。

1854年3月，黔南布依族杨元保在独山州丰宁上司武装抗清始，到1874年张秀眉起义军余部李洪基失败止，前后达20年之久，起义军包括汉、苗、布依、侗、水、回、彝、瑶、仡佬等族组成的40多支队伍，活动在全省各府、厅、州、县，波及到四川、云南、湖南、广西一些地区，其中汉族义军占49%，少数民族义军占51%。

在黔北主要有杨凤领导的义军，刘义顺领导的白号军，贺洪恩、何德成领导的黄号义军，石洪明领导的青号军等；黔南主要有柳天成领导的苗族起义军，潘明杰领导的苗族起义军，潘新简、吴邦吉领导的水族义军，汉族罗光明、余正纪领导的义军；黔东南主要有张秀眉、包大肚领导的苗族起义军、岩大五领导的苗族义军，姜应芳、龙海宽领导的侗族义军等；黔西北主要有陶新春、陶三春领导的苗族义军，马春领导的回族义军等：黔西南主要有张凌翔、马河图、金光兆领导的回族义军等；黔东主要有汉族徐廷杰、梅济鼎领导的红号军等。

咸同贵州各族起义军的各支，各以一个民族为主，有其他民族人民参加。

他们采取游击战术同清军作战。各支义军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也没有统一的行动。

战斗中，贵州各族义军曾给入黔之太平军石达开部很大帮助，同时太平军也帮助义军训练士兵，建立政权。

各支义军普遍建立了根据地，其中主要有荆竹园、猪拱箐、上大坪、玉华山、偏刀水、九阡等，州县弃取不定，只有新城根据地固守较长。

根据地内，建立起一些初具规模的农民政权，如号军建立的“江汉政权”，苗族起义军建立的“太平天囯统兵元帅”等。绝大多数封王、称帅，授职封爵，建立简单易行的县城和乡村行政机构，以行使职权，制定并实行一些有利于农民的政治、经济措施，如将逃亡地主和官吏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实行“且耕且战”，减轻农民的负担；又组织农村交易，解决农民吃盐和日用品的需要；废除清朝苛捐杂税，实行低税制等。

刘义顺领导的白号军、姜应芳领导的侗族起义军都提出了“挥戈直捣北京”的战略口号。

咸同贵州各族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在贵州的地方统治。当时贵州设有12府14厅13州34县，计73个地方行政单位，其中有42个被起义军先后攻占，占总数的60%左右。清朝在贵州的军事建制为一提督辖四镇十协，计有绿营兵3．8万余，其中2万余人被各族农民起义军消灭。

清方文武官员被义军斩杀的达600余人，云贵总督罗绕典忧病死于遵义，贵州提督孝顺，被张秀眉击败自杀，提督赵德光被岩大五苗族义军击毙于芦荻哨战场。

太平天囯革命失败后，清政府集各省财力、物力，调集四川、湖南、云南、广西等省兵力十数万人进剿贵州义军。川军自北向南，由候补知府唐炯督率；湘军由东向西，由记名布政使席宝田统带，在洋枪、洋炮和外国侵略者胡缚理、麦士尼等的协助下，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先镇压号军，再进击苗族起义军。1874年贵州各族人民反清起义失败。

贵州各族起义失败的原因，除敌我力量悬殊外，主要是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局限性。他们起义的目的在于“占掠田产，固其巢穴”，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和统一的行动，所建立政权基本是封建式的，绝大多数领导人称王称帅，有的自称皇帝。

咸同贵州各族起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在贵州实行了一些缓和矛盾的“让步”措施。在全省普遍实行减免赋税，一些地区暂停兵粮、差役的征收，还设“招耕局”，动员外逃农民回乡生产，也把一些被打死或逃亡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

若干年后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矿业开始抬头，农村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商品经济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