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囯革命的历史背景

出处：按学科分类—历史、地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太平天国大辞典》第3页（3307字）

太平天囯革命前夕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尽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早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其进展却极为缓慢，与西方资本主义日新月异的势头相比，不仅远远瞠乎其后，而且随着统治阶级的日益腐朽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与剥削更加残酷，神州大地，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社会矛盾达到了异常尖锐的程度。

在太平天囯革命的前夜，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尖锐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土地兼并发展到极端与地租剥削的苛重。自清朝开国之始，八旗贵族就大肆占夺民田；汉族显官豪绅则凭借财势，广置田产，使“一人而兼数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成为普遍现象，其结果便是“田多为富室所有”，显贵豪绅田连阡陌，如乾隆时大学士和珅的田产多达8000顷，康熙时刑部尚书徐乾学，田产跨苏、松两府之地，仅在无锡一县就买田万顷。

而“荷锄扶耜”的广大农民则“大半为富人之佃”。

据统计，太平天囯前夕，全国土地的40－80%集中到10－30%的少数人手中，而60－90%的多数人则没有土地。

其二，土地的高度集中不仅使得农村除少数自耕农外，绝大多数农民皆变成受地主直接剥削的佃户，而且他们所负担的地租亦越来越重。租额一般为产量的半数，多者高达收获量的六七成至八成。在田赋负担上，自清中叶以来，清政府赋税制度弊窦丛生，显官豪绅拥良田千万顷，却凭势抗交田赋，或藉词欠粮，与官府上下勾结，“以大户之短交取偿于小户”，使大宗“国课”都转嫁到小户平民身上。与此同时，自康熙间“摊丁入亩”后，浮收勒折之风泛滥盛行，每年开征钱粮时，征收本色者，每石至少浮收五六斗，多者至三四石当一石；征收折色者，则漫无边际，最少亦加倍，一般是三到四倍，以致“一石折色之入，费民间五石有余之本色而不能支”。此类情况，全国皆然。

而江南、湖广及广西等地情况尤为严重。如湖广地区漕折“浮勒至于十倍”，广西邕宁折色之苛甚而“数十倍于正供”，边远山乡，更是“加倍勒捐，往往有应输升斗之粮，完至数石而不能了结者”。致使各省佃农“终岁耕种，除交还租米外，所余无多，率皆不敷籽本，是以在乡农民，历来穷苦特甚”，“因是鬻及儿女者，往往有之”，弄得广大农民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其三，政治压迫的残酷：地主阶级不但从经济上朘削农民，而且还从政治上对农民进行野蛮的压迫，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政权，运用国家机器，极力维护地主对广大农民最大限度的榨取，如乾隆末年两江总督便制定有保障地主压榨佃农的《江南征租条规》，又据《大清律例》载，道光五年清政府法律规定：佃户对田主必须行以小事长之礼，“佃户拖欠租课，欺谩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各地地主阶级如法炮制，制定了种种欺压农民的规条。地方官府及地主豪绅便依仗反动政权的支持，沆瀣一气，对农民土地财物的掠夺更肆无忌惮，无孔不入，“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籍”，农民因交不起租多被地主诬害逮捕系狱，在当时“上下交征，富贵者经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的现象极为普遍。至道光末年，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已达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阶级矛盾冲突一触即发。

太平天囯革命前夕，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向中国武力扩张的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开始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资本主义侵略的激荡下，原来已经十分紧张的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地尖锐和激化，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新的社会危机。这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国家财政空虚，度支日绌。

鸦片战争中的庞大军费开支与《南京条约》所规定的巨额赔款，使清政府面临着巨大的经费负担，但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日益凋敝，而军务、赈务、河工等种种额外开支却有增无减，使得清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陷入了捉襟见肘的窘境。清廷迭颁谕旨，令地方官吏加紧催征钱粮，各级官吏为如期完缴，肆意增派捐税，极尽搜刮之能事，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所造成的负担，全部转嫁给广大劳动人民。

其二，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加剧，民生日益穷困。《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破坏了中外贸易的平衡，使中国出现了大量的贸易逆差；而鸦片贸易也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日益“合法”化，鸦片输入量与日俱增，加上侵略者战争期间的直接掠夺，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据郭毅生《太平天囯经济史》一书统计，在1830－1848年不到20年的时间里，白银外流量竟高达1．2亿两，相当于道光末年国家年财政收入的三倍还多。

由于白银的大量外流，使自嘉庆年间就已出现的银贵钱贱问题变得更为严重，银与钱的比价由鸦片战争前的银一两换制钱一千二三百文剧增至银一两换制钱二千文左右。这一巨变给国计民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农民受害尤烈。

一方面，银贵钱贱降低了农产品及手工产品的价格，农业劳动力的价值大大贬低；另一方面，银贵钱贱的加剧，使农民倍受亏折之苦。据曾国藩奏称：“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钱一千，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不足”，而且“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比亦愈苦”，以致在层层盘剥下，农民终岁胼首胝足，交租纳粮后便釜底成空，丰年枵腹啼饥，凶岁则身填沟壑。悲惨之极，铤而走险，这是爆发农民大起义的重要原因。

除以上两个主要方面外，太平天囯前夕的中国社会还存在民族压迫和人口压力两大问题，此二者亦是促成太平天囯革命的不容忽视的因素。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后，除一面沿袭并加强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外，还努力保护满洲贵族的特权，为此实行了一系列民族压迫、民族隔离和歧视的措施，政治上，专用满人，宗室贵族世袭承递，使中央机关的权力不致旁落。同时，为避免占人口少数的满族淹没同化于广大的汉族之中，极力提倡满族的衣冠、骑射、语言、文字等本民族风俗习惯，并将其强加给其他民族人民，以剃发易服作为归顺满洲贵族统治的象征，此外，还将东北及内蒙大部分封为禁地，且禁止各地八旗驻军与汉人杂居，禁止满汉通婚，等等，凡此种种，导致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和对立，加之统治阶级经济上的残酷掠夺，从而激化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情绪和斗争。

从后来太平天囯“复汉反满”的反民族压迫的号召得到积极响应的事实中可知，长期的民族压迫也使各族人民难以忍受，俱怀扬眉吐气，，以伸正义之志。

此外，近年不少专家学者已注意到，人口问题亦是造成当时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太平天囯史学泰斗罗尔纲先生在其巨着《太平天囯史》中所指出，自清乾隆初年起，社会上发生了人口与田亩比例失调的大问题，据当时人洪亮吉计算，在生产力还不高的情况下，每人须有农田4亩才能维持基本生活，而到道光年间，因生齿日繁，人均田亩数仅为1．86亩，这种比例的失衡，使民生越发艰难，直接导致了米价腾贵的社会不安定现象。

再者，自鸦片战后，中国开始被卷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漩涡里，东南沿海及其邻近地区的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穷困破产，他们与战后解散的壮勇和因中外贸易重心北移而失业的大批内陆商路上的运输工人等，构成了一支庞大的剩余人口大军，他们在失却生计后，流离失所，到处游荡，为“匪”作“盗”，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由于上述诸种因素，加之道光末年天灾人祸连年不断，中国被压迫阶级的痛苦和灾难的加剧达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广大劳动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几乎被剥夺尽净了。他们无路可走，逃避无门的悲惨命运，迫使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

仅从《东华录》宣宗朝最后十年所记载的情况看，汉、壮、回、瑶、苗、藏、彝等各族人民抗漕戕官、武装起义的反抗斗争就达110起，这些大大小小的起义斗争几乎遍及全国各地，风起云涌，预示着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