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天京于金陵的问题

出处：按学科分类—历史、地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太平天国大辞典》第31页（1594字）

1853年2月29日，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水营万艘，帆桨蔽江，陆师夹江而行，所向披靡。

不逾月，攻抵南京城下。3月19日，太平军取南京，建为天京，实现了洪秀全“同见小天堂威风”的初步愿望。至此，太平军结束了金田起义以来的“略城堡，舍要害”的流动作战的方针，转变为以金陵为根本，有根据地依托，“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的战略方针。

关于太平天囯领导人是否应该建都于金陵的问题，史学界存在不同的学术见解：范文澜主张太平军应全师北伐，直前攻击，摧毁清王朝的北京都城，而不应建都于南京，以懈士气，给清军以喘息的机会；牟安世在他写的《太平天囯》一书中，阐释范文澜之说，有所发挥；对此，茅家琦和方之光在报刊发表论文，与牟说争鸣，后又在《太平天囯兴亡史》一书中，总成其说；后郭毅生在“太平天囯建都天京1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建都天京与建都后的战略问题》长篇论文，其主旨在于：战略方针问题，关系成败大局，不可轻率冒进，而应采取积极而稳健的方针。

文中具体指出：建都金陵有利亦有其弊，但仍不失为正确方针，而舍金陵，全师北伐则不符兵家之道。当时清军主力并未遭到损失，向荣与琦善迅速建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便是明证。北方地区与京畿是清王朝统治较固之地，可以厚集马步数十万与不过十余万的太平军相持对抗。太平军未必能攻克北京城，即使攻下了也未必能不受反包围。

清朝失北京并不等于覆亡，它自来以承德为行宫，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清廷迁到热河行宫，北京陷落，它仍照样向全国发号施令；罗尔纲在一些有关文章和新着《太平天囯史》中主张：太平军应以南京为根据地中心，建都则应选择河南省开封、洛阳等名都城。

这样可以屏蔽长江，且就近支援北伐和略取齐鲁与陕甘等军事战略之区。

太平天囯最高当局对建都问题曾提出过多种方案，进行过多次讨论。先是在1852年进围长沙时，洪秀全就“欲取河南为家”。

杨秀清则主张“专意金陵，立为根本”。及克武汉，又考虑建都于武昌的问题。

究竟建都在何处，直到克南京时还没有定下来。《李秀成自述》说：“此时天王与东王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必欲即往河南。”可见洪秀全心中是欲进取河南而立都于河洛的。最后是杨秀清决策经天王同意而建都于金陵的。

对于建都和建天京于金陵，当时太平天囯的领导者和文士们曾有过讨论和论证，并编辑成书，名曰：《建天京于金陵论》，旨准颁行。归纳其中论点，主要是：一，从政治意义上看，及时建都表明必将取代清朝，创立新国。

它在政治上具有重大号召力。论中说：“大宝既登，民念悉皆向善；金瓯丕奠，群情莫不输诚”。

又谓：“推海隅之遥，无不引领投顺”。《刘丽川上天王本章》中说：“即今之定鼎金陵，民安国泰，四海归心。”也表明定都对争取天下归心的重要意义。另外，他们还看到定都后可以争取外国的承认，所谓：“天宇宏开，亿万国来朝恐后”。不久果然有英、美、法等国公使之访问天京。二，从军事上看，定都河南或南京，各有其利弊。

河南居中原中心，西联秦陇，东向海岱，且北取燕晋，是立都于前沿，便于进取。但是，“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无论东都和汴梁，在历来的战争中，都是易于被攻破的。

南京则是“城最高，池最深”，最为易守难攻。它“东有钟阜之高，西有长江之险”，得“龙盘虎踞之形”。

在当时冷兵器为主的时期，确比河南各故都易于防守，这一点从清军围南京十二载未克可以说明。三，从经济上看，金陵是江南财富之区，其四周的郡府，率皆工商繁富，粮棉充盈。远者如湖北、江西，亦“顺流而下，运粮亦甚便易”。若立都河南，一旦被困，必不能长久支持。

所以，杨秀清决策定都金陵，看来是经过兼听博采各方面的论述，然后权衡利弊，审慎决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