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

出处：按学科分类—历史、地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太平天国大辞典》第49页（2067字）

由曾国藩创建，基本上由湖南人组成，带有浓厚私人性质的军队。

湖南巡抚张亮基、其幕客左宗棠和刚出任团练大臣的曾国藩，见绿营腐败无战斗力，不足以对抗太平军，乃于1853年1月，分别上奏建议另建新军。张、左旋调湖北，建军就由曾一人主持。他先以调至长沙的三营湘乡团勇为基础，招募步队数营；9月至衡州，又续募数营，并创立水师。次年2月，曾国藩带领全军水陆万余人，战船261艘，北上迎战太平军；并发布《讨粤匪檄》，号召士大夫，为维护名教而战斗。

曾国藩建军方针是“改弦更张”。一，招募撤遣。

实行帅选将，将择弁，弁募勇；勇必须是具保结，留指印，注籍贯家庭的湖南土着农民；甚至鼓励兄弟子侄，戚友师生共同投军，同在一营，但绿营弁勇不得滥入。如某军战场溃败，或统领离职，其军或撤散归农，或由新统领招募改编。

二，营制初定一营360人，后改为500人，再加营官1，哨官4，每营分前、后、左、右四哨，每哨抬枪小枪各2队，刀矛4队；另亲兵6队，内劈山炮2队，余为刀矛，外加兼具工兵辎重兵职能的长夫180人。

水师每营亦500人，配以大型快蟹，中型长龙和小型舢板等船舰。三，饷章原则从优，陆营正勇每月四两二钱，比绿营高一至三倍，营官、统领除薪水外，还有数额可观的公费银，为各种杂项开支，结余归己。四，自办后勤。

不仅自制军火武器，在衡州、湘潭设厂造船，至广州购买洋炮，以装备水师；而且，还自筹军饷，设局派人，四出劝捐。五，训练。曾国藩认为训就是封建思想灌输，练就是操练技击枪炮和阵式，并为此规定日课，还亲自督操训话。

王鑫军甚至还教弁勇识字读孝经等书。与之相配合，又严申结盟拜会，吸毒聚赌诸禁。

以上措施得到贯彻，据统计，湘军初期军政骨干人员，71%是湖南人，其中湘乡人又占湖南人的33%，一般弁勇几乎也全是湖南人。以后，随着湘军的大发展，营制饷章出现多样化。水师船舰也去大型快蟹，减中型长龙，小型舢板却相对增多。

招募方面，招纳降军、外省人，乃至绿营兵弁为勇，也屡见不鲜，前者尤多。

此外，还增设骑兵，并颁布马队营制。指挥系统除原来大帅、统领、营官三级，又在统领之下，添设分统，形成三级四级并存的局面。虽有这些变化，但曾国藩初定的各方面制度，仍然大体上被保留下来，如大多数弁勇仍在湖南招募，军政骨干湖南人仍占68%。

这样，固然与绿营兵制不同，防止腐蚀；但同时也使湘军成为同乡、家族、戚友、师生等私人关系的结合体，并把厚饷升迁变为将帅个人市恩的利器，从而为近代“兵为将有”的弊病开了头。

1854－1859年间，湘军虽屡有败挫，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等将帅战死；塔齐布、王鑫等病死军中，但是，一，收复了湖北、江西，保卫了湖南，军锋直指天京西大门安庆；二，成功地经营了两湖后方基地，使财力人力物力有了可靠的保证；三，扩充了实力，部队由万余人，增至十余万人，战区由湖南扩展至鄂、皖、赣、桂、黔、川数省，并涌现出胡林翼、左宗棠、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曾国荃、鲍超等将帅。

1860年，由于江南大营和僧格林沁两支嫡系部队在对内对外战场或遭覆灭，或遭惨重打击，清廷对湘军的方针，不得不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并在以后五年中，先后委任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大员二十余人为督抚，甚至为钦差大臣。他们利用手中大权，发扬自办后勤的传统，大肆搜括军饷，将部队扩充至五十余万人，战区扩大至江、浙、闽、陕、甘、豫、鲁、粤、滇和直隶等省，先后攻占安庆、苏州、杭州、天京等地，将太平天囯沉没于血泊中。

大敌一去，湘军本身的问题就突出起来。除曾国藩系，湘军原来尚有江忠源、王鑫、胡林翼等系，虽有矛盾，但对外是团结的。

随着与曾国藩地位相近的将帅日多，他们又各有实力、地盘，自然利害也就各异，不免时有冲突；清廷见湘军坐大，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利用并扩大其矛盾，致使沈葆桢、左宗棠公开分裂；而湘军纪律败坏，官兵对立，甚至时有哗变，哥老会的渗透，更加重了这种趋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决心裁湘留淮，将所部裁撤几尽。其他也因饷绌，境内无战争，也相继裁军。水师因为新设长江水师，四镇一提督，乃至一般弁勇，全由湘军水师改编而成。

1865年，曾国藩出任“剿捻”钦差大臣，初时几全仗淮军，后来曾国荃出任鄂抚，虽新募湘军，但又迭次惨败。着名悍将鲍超也因受李鸿章排挤，愤而隐退。

因之，1864－1874年间，虽然席宝田军镇压了贵州苗民起义，左宗棠军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但总的说来，湘军已有很大削弱。进入光绪朝，最初四年，左宗棠，刘锦棠率以湘军为核心的清军收复新疆，为中华民族立了大功。

在此前后，不少省仍留存部分湘军，营制依旧，但已改称为防军，担任城市和险要地区的警备任务。中法、中日两次反侵略战争，新招大批湘军，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即被撤遣归农，不过是湘军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