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辽宁人民出版社《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第167页（1680字）

虽然在上两个世纪就有一些数学家对于选择过程的数学问题发生兴趣，然而只是当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在1958年重新发现这些思想以后，它们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布莱克因此成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之父。从根本上说，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就是使用经济分析工具来处理传统的政治科学的各种问题。

从历史上看，政治经济学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有关经济事务方面的政府政策选择问题。例如，关于保护关税究竟是好还是坏的问题便是传统经济学的一个特有主题。

当然，在考虑这些问题时经济学家总是假定政府基本上是追求使某种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现代公共选择理论与这种早期的传统不同，它认为不仅私人企业一般不能贡献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就是政府官员和官僚机构也不去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官员与市民的关系正像企业家与消费者的关系一样，虽然他们有时也有为了公共利益而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自身利益的愿望，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主要是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根据这一基本思想，现代公共选择理论通过使用一种在其中投票人、政治家、官僚被假定为主要是利己主义者的模型，使得在公共选择领域运用那些从经济学方法中引伸出来的分析工具成为可能。结果是，相当精致的模型被发展出来，对于这些模型可以使用与在经济学中相同的统计方法进行验证。由此便产生了比旧有的正统理论更精确、更现实、更经得起验证的新的政治理论。关于公共选择的着作大部分是属于实证分析，然而也包含某种强烈的规范因素，前者给出对于政治活动或政府实际上是怎样发挥职能的问题的描述，后者则表现为在前者分析的基础上对如何改进政府管理方法进行设计。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在四个一般领域比早期思想具有新的发现：第一是关于投票人。

它认为，理性的投票人一般并不为了投一张选票便去劳神费力地搜集各种有关信息，理由很简单，一张选票对于他的福利的影响微乎其微，故投票者一般地具有无知性。第二是关于政治家。它认为，作为民选官员，政治家的行为并不必然要追求公共福利最大化，即他们在议会投票以及坚持某种公共立场时是根据他们认为选民将会如何反映来行事，而不是根据他们认为选民应当如何反映来行事。在选民的信息状况糟糕的情况下，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公共成本之大是显而易见的。第三是关于选举过程。选举过程将公众与政治家以及政策家与实际政策后果联系起来。现代的数理经济学家像布莱克、阿罗等人发现了一套相当难的数学问题，它显示了某种合理的社会选择机制的不可能性。这种数学证明的精确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它在选举过程中究竟具有多大实践意义仍是一个有待解决且极端困难的问题。

第四是关于官僚理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官僚理论的论述可以说再一次实现了“革命”。这主要表现在它放弃了传统的那种认为官僚或者是遵从长官意志行为或者是简单地干适当的事儿的观点，而深入探讨了在现代文官制度下官僚的行为动机问题。这种分析表明，现代文官制度极大地削弱了上司对于官僚在任职与解雇、职务升降、工薪水平等方面的特权，故官僚行为在相当大程度上摆脱了长官意志，由此导致所有官僚机构都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控制的弱化。

在这种环境下，官僚通常具有不努力工作等动机。不过在各种场合他们一般仍热衷于取悦于领导，但即使这样也并不必然保证他们的行动与公共利益相一致。

上面所述，实际上说的是公共选择的实证方面。从规范方面来看主要涉及如何改进政府职能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论点是应赋予投票人以更大的控制机制，即让更大多数的人参加更直接的选举，由于单个人在他们的决策中不存在系统的偏见，故这是改进政府效率使之与公共偏好相一致的基本保证。其次，立法中的决策制定程序在很多方面也需要改进。

再次，对官僚机构应予改革，这具体表现为加强领导者对下属的控制，以及与此同时减少他们任人唯亲的权力，此外还可以在政府工作中引入竞争，乃至将政府活动承包出去，即转移给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