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尔达尔，G·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辽宁人民出版社《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第585页（3605字）

【生卒】：1898—1987

【介绍】：

瑞典经济学家，政治家。

1898年12月6日生于瑞典达拉那(Dalarná)省。1927年获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博士，他是G·卡塞尔的门生之一。同年，留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讲师。

1933－1939年，继承卡塞尔任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

缪尔达尔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在政治上也相当活跃。他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一，1935年和1942年曾两度当选瑞典国会议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瑞典银行董事及战后计划委员会主席。1945年至1947年，担任瑞典贸易部部长。

1948年至1957年，担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秘书长10年。1958年，离开行政职务，在20世纪基金会资助下，对东南亚经济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是10年后刊行的《亚洲的戏剧》(Asian Drama，1968)。

1961年缪尔达尔回瑞典，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教授，同年，为该校筹办国际经济研究所，并任该所所长。1973年，与哈耶克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缪尔达尔早期研究货币与价格变动问题。他把“预期”概念引入传统利润分析中。他提出事前(ex ante)与事后(ex post)概念。他认为在事前，计划、意图中的“储蓄”与投资是不相等的，但从事后看，经过调整总是相等的，因此，调整过程影响价格变动。如果事先的储蓄与事先的投资处于均衡状态，价格就无变动趋势。阐述这一理论的《货币均衡》英译本于1939年问世后，使他闻名西方经济学界。

与一般西方经济学家不同，缪尔达尔非常重视对社会实体的研究。他认为，社会科学的目的在于解说社会实体的本质。

经济实体是社会实体的一部分，经济均衡、变动及其累积过程也是社会累积过程的一部分，经济学家必须扩大视野，对社会实体进行研究。

他强调，经济学家的最后目的，不在于研究当前的经济情势或经济活动中的短期波动，而在于研究社会实体的过去、现在及其未来。

根据缪尔达尔的分析，社会及经济过程乃是近代技术及其所产生的文化、社会、政治及经济后果所致。换言之，科学进步和工业技艺改进所表现的技术变动乃是社会及经济演变的根源。

但是，技术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它实际上是由历史及文化的复杂组合孕育而成的。甚至，技术变动与政治、社会、经济、宗教等的其它变动同时发生。

虽然如此，缪尔达尔还是强调技术变动为经济过程的主因，并称之为“累积因果关系理论”。

不过，缪尔达尔不仅研究那些决定社会过程的诸因素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他还研究分析具有目标导向过程的社会过程。

他认为，人类具有价值创造的能力，可设定我们所意欲完成的目标或理想，也可以自由地调整我们的政策，以改变社会发展过程之趋势。

缪尔达尔系以全世界的经济活动为其研究范围，他把世界各国区分为三类国家，一类是西方的发达国家，一类是发展中国家，一类是铁幕国家。铁幕国家的兴起，对西方发达的国家是一种压力，但缪尔达尔对此尚未作深入的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及援助而有密切的关系，缪尔达尔认为，发达国家应该尽责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否则，不但无以同时实现世界性的福利国家，而且也有碍于其向福利国家的发展。

福利国家理论是缪尔达尔在经济学上的最重要的贡献。缪尔达尔认为，西方福利国家是长期经济演进的产物，其间经历了封建制度、重商主义、自由放任、国家干预等漫长的累积发展。其间扮演的最主要的角色是技术及工业的变动，因为这些变动产生了促使西方世界实现了朝向经济进步方向的实际收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人类行为的合理化、社会民主化，普及教育、群众对公共政策参与等的持续的进步同技术和工业变动交互产生了向福利国家发展的累积过程。

缪尔达尔认为，自20世纪以来，个人的行动日益被有组织的或集体的行动所取代，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有组织的国家”。包括产业组织、工会及消费合作社等的组织与国家合作制定规则及分担长期和短期经济秩序的责任。工资、价格、利润等经常通过集体程序而完成，使得许多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变得更具有政治色彩了。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国家居间协调和干预的经济成分越来越大，许多西方国家逐渐引进国家计划，并且有逐渐累积演变成“有计划的国家”(P1anned State)的趋势。

缪尔达尔把国家计划视为一种协调，即各项重大的经济及社会政策的协调，以使一国的经济社会能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运行。缪尔达尔以瑞典为例指出，福利国家的经济计划本质上是对一年或未来四五年的全国生产、民间及政府的消费与投资的国民经济预算。根据国家所要实现的目标，对增长率及各项投资与消费数值订出金额与优先次序。因此，国家计划并不排斥私人经济活动，除交通、电讯、电力等重大关键产业由国家经营外，其他生产机构都是民营的，经济计划对民营产业具有补充及促进作用。

同时，有计划的福利国家也不排斥市场机制，因为各种价格仍然能反映彼此存有利害关系的民间经济团体的意见，所以，价格机制仍将存在。

缪尔达尔特别指出，在福利国家，国家计划的目的在于指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而这种方向是根据全国各利害攸关的团体的意见综合而成的。

因此，在福利国家，和谐是人们自觉地创造的，这与自由放任下市场因素自动创造的和谐是不同的，在这里，是由有组织及多数人的努力追求的管理的和谐。因此，福利国家下的管理的和谐的出现，须以人类合理态度的形成、政治民主及利害攸关的团体合作追求进步之观念的演进来加以解释。

换言之，这种福利国家之所以被接受，并非强迫形成的，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下而上形成的。

虽然如此，缪尔达尔认为，目前的福利国家距离其完美程度甚远。第一，目前的福利国家的权力过分集中，必须降低其官僚化的成分；第二，企业、政治及其他社会部门存在着“权力寡头”，这些权力单位，经由不当的财税制度、控制大众媒介工具而享有额外利益，必须消除这种现象；第三，目前的福利国家在进行工资、利润及价格协商时仍无法根据生产力的相对变动来调整相对收入，而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仍无法以最低代价来控制通货膨胀，致有强烈的通货膨胀发生，必须促使各利益集团了解这种通货膨胀的压力。

缪尔达尔更进一步指出，为建立世界福利国家，发达国家须在三方面协助发展中国家。第一，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品开放其国内市场；第二，稳定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第三，促进公私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此外，缪尔达尔更认为，发展中国家须彼此合作，共同促进发展，而且还须加强与发达国家的讨价还价能力。

缪尔达尔的着作甚丰，主要有下列几种：《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Economic Theory，1932)；《货币均衡论》(Monetary Equilibrium，原文于1931年出版，1939年出版扩充英译版)；《美国的两难之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An American Dilemna，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m Democracy，1944)；《国际经济问题与展望》(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Problems and Prospects，1956)；《富国与穷国》(Rich Lands and Poor Lands，1957)；《超越福利国家》(Beyord Welfare Sate，1960)；《对富裕的挑战》(Challenge to Affluence，1962)；《亚洲的戏剧》(Asian Drama，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世界贫穷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verty，A World Anti-Poverty in Outline，1970)；《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Against the Stream：：Critical Essays on Economics，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