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人格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中国物资出版社《新编社会学辞典》第342页（1062字）

【释文】：

这一研究是指美国一些文化人类学家使用心理分析方法对生活在各种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个人的不同行为模式进行的研究。

文化与人格研究采用的是询问法、扮演角色法、罗沙试验法等以仔细了解个人经历，研究家庭作用以及圆梦等等方法。文化与人格的最初研究重点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使用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对儿童的养育过程研究，认为社会群体可以通过奖励、责备或惩罚方法、儿童对父母人格的内化，社会迁升欲望等可以使每个社会上的成员遵循传统规范，以形成同样的人格结构，使每代人都能成为前代人的复制品。

20世纪30年代之前，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们所关心的是文化进化问题、特定民族文化历史的重构研究，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文化传统的传递、持续及创新的心理过程。

他们在进行田野调查过程中，才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由此利用心理学、儿童培育理论，开始了人类学的研究。研究过程中，把心理分析学这一概念引入了人类学的研究。

使用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E·萨丕尔、R·本尼迪克特，M·米德等人。后来还有R·林顿、C·杜博依斯、C·克拉克洪、A·卡迪纳等人，由此，文化与人格研究便成为介于人类学与心理分析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研究中，R·本尼迪克特的人格类型、M·米德的国民性格、A·卡迪纳和R·林顿的基本人格结构、C·杜博依斯的范式人格等，虽然各有不同，但在人格结构的接近，人格的延续方面均有相似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一研究是以敌国之间的国民性格为中心展开的。R·本尼迪克特撰写的《菊花与剑》就是当时的代表作。

文化上的差异被看作是产生心理特征的主要原因，是文化与人格研究的重要依据。这一研究结论反映出的种族主义倾向曾受到了学术界较严厉的批评。

50年代后，有一些人类学家对同样的社会化方式产生相似的人格理论也曾提出过异议。他们在人类学家A·华莱士1961年所着《文化与人格》和M·斯皮罗1969年所着《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的《文化与人格》都曾提出过不同的看法，认为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心理是非常复杂的。

因而不可能出现下一代人成为前一代人的完全复制品。虽然每个人在遵守社会文化规范时的动机不同，但社会生活仍能成立。

这主要是社会成员的行为带有或多或少的预期性。有人对因心理上的挫折而行起的行为异常进行探究后提出了心理挫折可能成为社会创新和变革的诱因。J·惠廷、B·惠廷以及I·蔡尔德等人通过对文化与人格的研究还发展了儿童养育的跨文化比较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