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法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辽宁人民出版社《新编财政大辞典》第1019页（1480字）

政府管理盐的产制运销的制度及盐政法令和则例。

各国盐法不同，有的行专卖制，有的行征税制，有的行无税制。中国盐法，起源甚早，据《周礼》所载，西周即有掌盐政之官，名“盐人”。春秋时齐相管仲始创食盐专卖，自是历代政府或专卖、或征税、或专卖和征税交相为用，更迭无常。春秋战国有专卖，有征税。

前者如齐，实行征民役煮制，官府专营运销；后者如战国时秦设官征税。秦统一后，盐税苛重，汉承秦制，课以重税，至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因边费不足，富商大贾擅盐铁之利而富列王侯，却不佐公家之急，为辟财源，兼以“建本抑末”，始将盐铁收归国家专营，募民用官器制盐，低价收购，高价出卖。昭帝即位初，对专卖制度的存废，汉朝廷曾发生激烈争论(见桓宽的《盐铁论》)，结果取消酒专卖，保留盐铁专卖。除个别年份外，盐专卖终西汉未变，东汉时盐专卖甚暂，改为征税。

三国复行专卖、尔后一段时期，时专卖、时征税。隋统一后罢盐税，自开皇三年(583年)至唐开元九年(721年)近140年，盐称无税，听民自由。

开元十年盐税再开，安史乱后，军费浩繁，政府仰赖盐利，遂使盐法渐趋完备。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盐铁使第五琦变盐法，招民为亭户制盐，由官府收买，再加价转卖，即“民制、官收、官运、官销”。

公元762年，刘晏改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即官收盐户的盐，加价后就场转卖于商人，听其自由运销各地。严禁商人径收盐户盐，否则严惩。同时设“常平盐”，官运官销，以济边远缺盐而商运不至之地。

这种寓税于价的盐法达到了“官收厚利民不知贵”的效果，且盐利大增，由刘晏初任盐钱使的年收四十万缗渐增至年收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宋代行专卖，但准商人输粮草至边塞或京都换取食盐和食盐运销权，其法是在商人将粮草运到指定地点后，官府按值给予“交引”(证券)。商人凭交引到指定地点取盐或钱。此法使官府一举数利。嗣因商人操纵粮、盐价、官民两损，故于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改行盐钞法，令商人付现钱领钞(载明盐量及盐价的证明)，凭钞至盐场领盐运销。后又因政府滥发盐钞，钞法败坏，再改行“引法”。

引法寓税于引价，盐引规定了每引重量、盐价、销售区域，且每引一号编目登记，每引分前后两券、由官商分执。商人凭引到官府盐仓领盐运销，即所谓“民制、官收、商运、商销”。此法行至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而改行钢法。

以名列纲册而有专营权的盐商，凭官府售引自行赴场向盐户购盐运销，即“民制、商收、商运、商销”。官不收盐，专商之制自此始。

商人所缴引价亦名“盐课”，只对盐生产户设灶课。

清承明制，且富商勾结官府，对食盐的运销垄断成为世袭，于是盐商分化出：(1)业商，凭世袭一纸行文，世代占岸(销盐区域)；(2)租商，向业商租引；(3)代商，代理租商运输。

层层剥削，弊害严重。道光十一年(1831年)经两江总督陶澍整顿，借鉴早已在部分地区实行的票法，在盐场设局收税，任何人纳税后即可领票经商盐业，且打破引岸，认票不认商，冲击了盐商的垄断世袭制。

但同治五年(1866年)，李鸿章令盐商报效专款，可获准世袭专制，票法又变相成纲法。咸丰三年(1853年)为筹军饷，在行厘金的同时加课盐厘，遂使盐利遽增，清前期盐利岁入七百万两左右，至光绪末已二千四百余万两，宣统末年预算数更达四千五百万两。

两千多年里，盐利始终为历代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大宗，往往仅次农业而为第二大税源。辛亥革命后仍沿旧制，抗日战争前，盐税仅居关税之次。1945年2月，改行就场就仓征税，运销统归民营，此后食盐的产运销渐趋于一般商品经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