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教育思想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辽宁人民出版社《诸子百家大辞典》第977页（2804字）

法家是先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学派。

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其中杰出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他们主张变法革新，提倡以“法治”代替“礼治”。他们不仅在改革当时的政治、经济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而且在文化教育领域里，也提出了与儒家针锋相对的理论与政策。

商鞅是法家教育理论的奠基者。他的教育主张是其建立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实现中央集权制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商鞅从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历史进化论出发，强调教育必须变革。他对儒家提倡的诗、书、礼、乐之教进行了猛烈地抨击。

他斥责“儒学”为“虱子”，把儒家的“礼乐”、“诗书”、“仁义”、“孝悌”等，都看作是祸国殃民的东西。如果用这些教条治国，就会“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商君书·去强》)。他说：“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商君书·说民》)因此，他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韩子·和氏》)。他基于其重农战，富国强兵的政治思想，为了培养“耕战之士”和实行法治的人才提出了“壹教”的主张。所谓“壹教”，即是要实行统一的以鼓励耕战为基本内容的法治教育。

他认为封建国家颁布的政策法令，是赖以治国的根本。他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主张：“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言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商君书·君臣》)可见他主张的法治教育，实质是主张用封建国家的法令政策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统一人们的行为，使教育成为宣传新思想与培养法治人才的工具。商鞅非常重视为新兴地主阶级培养革新变法的人才。他提出：“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所谓“游宦之民”，主要是指那些具有保守思想的儒生和一些游食者。商鞅认为对这些人必须予以禁止和打击。所谓“耕战之士”，即是在进行封建兼并战争和发展封建经济中作出了实际贡献的人。商鞅主张要积极培养、任用和提拔这样的人。

为了使“法治”教育能够贯彻实行，商鞅还提出了“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商君书·定分》)的主张，即把教育的权力掌握在新兴地主阶级的官吏手中。实行法治教育是商鞅教育思想的突出特点。他主张加强法治教育，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他忽视或排斥历史文化知识教育，却是一种偏颇和错误。韩非是法家教育理论集大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历史进化论，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就是说，时代不同了，则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都必须随之而进行变革。

他明确提出了“废先王之教”的口号。韩非认为“先王之教”，即儒家的仁义道德之说教，是不切实际的，无益于国计民生，只是一种空谈。他在《显学》一文中，认为脱离事功的仁义之言，如同神巫的祷词一样，无非是骗人的。韩非根据其“功当其事，事当其言”的主张，片面批评儒、墨说：“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韩非子·八说》)就是说，孔墨讲道德，说仁义，不仅自己不耕不战，而且教人不耕不战，其言行是同富国强兵背道而驰的。韩非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从维护封建国家的公利出发，坚决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说教，痛斥私学。

称儒家私学为“二心私学”。他说：“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韩非子·诡使》)所谓“乱上”，就是“勉知诈与诽谤法令”。所谓“反世”，就是追求寻找与当世相反的言论，造谣惑众。

他还把私学称为“恬谈之学”，把儒家宣扬的仁义道德称之为“恍惚之言”。他说：“恬谈，无用之教也；恍惚之言，无法之言也。”他的结论是，“法立，则莫得为私”。因此，他坚决主张采取专政的手段，取缔私学，所谓“禁其行”，“破其群，以散其党”，其目的是使教育成为推行法治的工具，为变法革新服务。

韩非明确地提出了“以法为教”的口号。他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法治思想，认为治理国家不能靠儒家讲究的仁、义、智、礼，只能以法治国。他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韩非子·有度》)由于韩非主张“法”要“布之于百姓”(难三)，“刑罚必于民心”(《韩非子·定法》)，“使民知之”(《韩非子·五蠹》)，所以，他同商鞅一样，十分重视法治的宣传和教育。他在《孤愤》、《六反》、《备内》等文中，论证了推行法治的合理性和实行法治教育的必要性。并在《奸劫弑臣》一文中，论证了法治的优越性和实行法治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推行法治，实行法治教育，则理想的社会才能实现。韩非在提出“以法为教”的同时，还提出了“以吏为师”的主张。

所谓“以吏为师”，不是不要教师，而是以谁为师，教育由谁来掌管。他的“以吏为师”，是针对奴隶主贵族的“以儒为师”提出来的。西周以来，所谓儒，即是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人者。“儒家明教化，游于六经之中”(《汉书·艺文志》)。

由于韩非反对以诗、书、礼、乐教人，所以他反对以儒为师。

他提出“以吏为师”，即是要求以明法，行法者为师，教育要由封建国家派出的官吏来掌管。

韩非反对“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史记·韩非列传》)。他基于新兴地主阶级推行“法治”，建立封建制的需要，提出教育要培养“智术之士”和“能法之士”。

他认为“智术之士”，见识远大，明于事理。“能法之士”，立场坚定，敢于斗争。他说：“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韩子·孤愤》)韩非从为新兴地主阶级培养革新变法人才的需要出发，基于其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教和学的方面也提出一些见解。他强调要向实际学习，要研究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他认为只有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用以指导行动，才能取得成功，否则就要失败。他说：“缘道以从事，无不能成”，“动弃理，则无成功。

”(《韩非子·解老》)他强调学习要有目的，要用学得的知识去变革世界。

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韩非子·问辩》)他强调读书学习要注重实据，要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奸劫弑臣》)。“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韩非子·五蠹》)。商鞅、韩非作为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基于其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强调教育变革，并从其德治(礼治)不如法治的基本思想出发，提倡法制教育，不无道理，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独特的。但他们主张“禁私学”、“燔诗书”，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是一个历史的错误。而他们的这一主张，后来曾被秦王朝作为一项文教法令明文规定下来。认为当时的儒生皆“道古以害今”，各尊私学，诽谤朝庭，如不禁止，必将“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曾下令：“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史记·李斯传》)秦王朝的短祚，和实行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