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怀古赋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辽宁人民出版社《历代赋辞典》第525页(6371字)
【原文】:
洛阳之为都,地居天地之中,有终天之王气在焉。
予家此。治平岁,会秋,乘雨霁,与殿院刘君玉登天宫寺三宝阁,洛之风景因得周览。
惜其百代兴废以来,天子虽都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
故有怀古之感,以通讽谕。
君玉好赋,以赋言。
秋雨霁,日色清,景方出,秋益明。何幽怀之能快?唯高阁之可凭。天之空廓,风之轻泠,览三川之形胜,感千古之废兴。
乃眷西北物华之妍,云情物态,一气茫然。
拥楼阁以高下,焕金碧之光鲜,当地势之拱处,有王居之在焉。
惜乎天子居东都,此邦若诸夏。不会要于方来,不号令于天下。
声明文物,不此而出;道德仁义,不此而化。宫殿森列,鞠而为茂草,园囿棋布,荒而为平野。
鸾舆曾不到者,三十余年,使人依然而叹曰:虚有都之名也!
噫!夏王之治水也,四海之内,列壤唯九,而居中者实为豫州,荆河之北,此为上流。
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滨,建国为万,而居中者实为洛阳,瀍(chán)涧之侧,此唯旧邦。
迄于今日二千年之有余,因兴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赋者,阅古今变易之时,述兴亡异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后来之国家也。噫!太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参用适宜。
伊六圣之经理,实万世之宗师。我乃谓治民之道,于是乎大尽矣。
逮夫五霸抗轨,七雄驾威,汉之兴乘秦之弊;曹之擅,幸汉之衰。始鼎力而治,终豆分而隳。
晋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画畿。或走齐而驿魏,或道陈而经隋,自元魏廓河南之土,植六朝之风物;李唐蟠关中之腹,孕五代之乱离。其间或道胜而得民,或兵强而慑下;或虎吞而龙噬,或鸡狂而犬诈;或创业于艰难,或守成于逸暇;或覆餗(sù)而终焉,或包桑而振者。故得陈其六事,虽善恶不同,其成败一也。
其一曰:大哉德之为大也,能润天下,必先行之于身,然后化之于人。化也者,效之也,自人而效我者也。所以不严而治,不为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顺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灵,其帝者之所为乎?
其二曰:至哉政之为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于身,然后教之于人。
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之者也。所以有严而治,有为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
拔天下之疾苦,遂天下之生灵,其王者之所为乎?
其三曰:壮哉力之为大也,能教天下,必先丰府库,峙仓箱,锐锋镝,峻金汤,严法令于烈火,肃兵刑于秋霜,竦民听于上下,慑夷心于外荒,其霸者之所为乎?
其四曰:时若伤之于随,失之于宽,始则废事,久则生奸。既利不能胜害,故狂得以疾贤。
是必薄其赋敛,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罚,欲民不残,而民愈残。所致之之道,失其本矣。
其五曰:时若任之以明,专之以察,始则烈烈,终焉缺缺。既上下以交虚,乃恩信之见夺。是必峻其刑罚,欲民不犯,而民愈犯;厚其赋敛,欲国不竭,而国愈竭。盖致之之道,失其末矣。
其六曰:水旱为沴,年岁丰虚,此天地之常理,虽圣人不能无。盖有备而无患,不得中者。加以宽猛失政,重轻逸权,不有水旱而民已困,而况有水旱兵革焉?所谓本末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败六焉,此之谓也。
君天下者,得不用圣帝之典谟,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杀不可辱,民可近不可下。上能抚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陈革命,则抑为人之匪君;明逊国,则杜为人之不臣。
定礼乐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诸侯之乱伦,删《诗》以扬文武之美,序《书》以尊尧舜之仁,赞大《易》以都括,与六经而并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不可以民之教,悖天之时。
必时教之各备,则居地而得宜。是故知地不可固有之也。
君上必欲上为帝事,则请执天道焉。中为王事,则请执人道焉。
下为霸事,则请执地道焉。三道之间,能举其一,千古之上,犹反掌焉,则是洛之兴也,又何计乎都与不都也?如欲用我,吾从其中。
。【译文】:
洛阳作为都城,地理位置处在天地的正中,有久远无穷的王气在这块地方。
我把家安置在这里。英宗治平年间,适逢秋天,趁着雨过天晴,我与殿中侍御史刘君玉一同登上着名的天宫寺里的三宝阁,洛阳的风景因而能够尽收眼底。叹惜从古至今百代兴盛衰亡,虽不少天子定都于此,而大多不能长治久安。所以产生怀古的感慨,以表达讽谕借鉴之意。
我知道君王喜欢赋,便用赋来抒怀。
秋雨已停,日色清朗,秀美的景色显现,秋天的特征更加鲜明。
怎样才能使郁结的心情变得欢快呢?唯有登高望远可以解忧。天宇多么空阔,秋风何其清凉,纵观三川的秀美景致,感叹千古百代的更替兴衰。这才感到西北的美。好事物让人眷恋,看那白云轻风,山川大地,茫茫一片。
高高低低的楼阁鳞次栉比,金碧辉煌发出迷人的光彩,在地势的突出之处,就是皇帝生活的所在。可惜的是,天子定都洛阳,国家虽居华夏中心却像个小小的诸侯国。
典章制度、文物故实不能传之将来,现在也不能对天下发号施令。声教文明礼乐典章,不会从这里产生;道德仁义习俗教化,不能从这里向外传播。宫殿高楼密密麻麻,衰败时到处青草丛生;园囿池阁星罗棋布,荒芜时长满野草闲花。御驾不曾到这里,已有三十多年光景了。
不禁使人留恋往事,感叹不已:真是虚有国都之名啊!
唉!在夏禹治水时,四海之内,天下分为九块,最中间的是豫州,在荆水和黄河的北面,这是它们的上游。周公选择定居地时,普天之下,所有土地上建立的小都邑成千上万,而处在最中间的要算洛阳,它在瀍水和涧水的侧面,这是最古老的城邦。
到今天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只因政权更迭兴亡不定,所以天子不是经常在这里定都。我之所以要作此赋,是要观览古往今来变易的时机,叙述兴亡替代的异同规律。回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君王,为后来的国家的生存发展提供借鉴。
啊!伏羲氏使尧舜效法,进而成就了夏禹、商汤、周文三王的法令,参考使用十分恰当。这是六位圣贤的治国之道,也是万世尊崇的师表。
所以我认为治国治民之道,在这里已达到尽善尽美了。到后来春秋五霸违抗周代礼法,战国七雄各显威风;汉代的兴起,是趁着秦朝的腐败;曹氏的擅权,碰上了汉室的衰微。它们开始都全力以赴励精图治,到头来莫不豆剖瓜分分裂破碎。晋代在中原挡不住匈奴的进攻;刘宋划江左为王畿,再后来驱齐而灭魏,又经过陈朝和隋代。
自北魏迁都洛阳拓展河南的疆域,大量移植六朝的景物和文化;到李唐蟠据在关中的腹心,导致了五代的动乱。这中间各个朝代,有的因正义而得到民心,有的因军事实力强大而让人屈服,有的横行强暴如虎咬龙吞,有的狡诈奸佞如鸡鸣狗盗,有的艰苦创业来之不易,有的贪图享乐坐吃山空,有的一朝覆灭湮没无闻,有的根基稳固振作崛起……。所以,我陈述六种历史教训,虽然善恶不同,而其中成败的规律都完全一样。
其一是:最高的德政之所以伟大,能施惠天下,必然首先以身作则,然后才能教化他人。
所谓“化”,就是“效法”的意思,是要别人效法自己。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不需严刑而治理好国家,无所为而无不成功,不说空话而信誉卓着,不发命令而一切正常运转,顺应天下人的性命,养育千千万万的生灵。
这大概是上帝才能办得到的吧?
其二是:最好的政治之所以伟大,能以天下为公,必定首先身体力行,然后才能教育他人。所谓“教”,就是“端正”的意思,这要从我自己做一个正人君子开始。
所以,要达到善政,就要以严格的管理来治理国家,有具体的目标和措施来保证成功,有明确的指示保证可靠,有准确命令保障工作顺利进行。解脱天下人的疾苦,满足天下老百姓的各种愿望。
这大概是王者能做到的吧。
其三是:最伟壮的力量其所以伟大,能教导天下百姓,必定首先使府库充实,储备丰厚,武器锐利,城池坚固,严明法纪像烈火一样无情,执行刑罚如秋霜般肃杀,让民众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肃敬听话,让少数民族慑伏于遥远的边疆。
这大概是霸者所做的吧。
其四是:时政如果失之随意,或过于宽大,开初就会误事,久了更会产生奸诈。
既然利益不能超过弊端,所以小人就嫉贤妒能。这样就必定要减轻赋税,希望百姓不至穷困,可是百姓反而更加穷困;减省刑罚,希望百姓不受伤害,而民众的伤害反而加重。
这是所实行的政策,失其根本啊!
其五是:时政如果信任修明的法令,专擅各方面的考察,开始可能威风凛凛轰轰烈烈,到头来却大家不满足。
既然上下之间互相欺骗,恩情信誉荡然无存。
这样一来就必定要严刑峻法,使民众不至犯上作乱,而民众愈发作乱;加重赋税收入,以求国库充实,而国家财政反而枯竭。这大概是所推行的政策,纠缠于细微末节而失之浅薄吧。
其六是:水涝干旱造成灾害,年成或丰收或歉收,这本是自然界的正常情况,虽是圣人也无法避免。即使有备无患,国情也难得维持中等水平。再加上或宽或严政策失误,上下大小权力散失,即使没有水旱灾害,老百姓也困苦不堪,何况有水旱战争等天灾人祸发生呢?这就是连本带末一起丢失,岂有国家不亡之理?天下事或成或败的六大因素,就是说的这些呀!
要做统治天下的君王,能够不用远古圣王的训诰,能够不行英明君主的教化吗?士大夫可杀他的头,却不能侮辱他;老百姓可与他亲近而不能瞧不起他。上司能爱民如子,百姓必感恩戴德。孔子所以述说汤武革命的故事,是告诫作君王的人不要违反君道;宣扬尧舜逊让的史实,为的是杜绝臣子的犯上作乱。孔子规定礼乐统一了天下的政治教化,修订《春秋》而责备诸侯的犯上作乱,删订《诗经》来赞扬周文王周武王的美德,给《尚书》作序以推崇尧舜的仁政,赞美《大易》总括六经要义,与六经并存传世。想来不能因地理位置的重要,而轻视对民众的教化;不能因为对民众的教化,违背天理。必须既合时,又施教,二者皆备,于是无论居住在哪里,都会各得其所。
所以,可知地理位置是否重要不是永久固定的。
帝王们如一定要取法乎上行大德之政,则请遵循上天的道理。
取法乎中行王者之事,则请遵循人间的规律。等而下之行霸者之事,则请实行地上的法则。
这三道之间,能施行任意一种,则实现千古之上的三代之治,如同反掌般容易。如此,就是洛阳的兴旺发达之兆,又何必管它国都不国都呢?
如果要我选择,我取人道而行之。
。【评介】:
登临送目,忆昔怀古,是古代作者创作的契机之一。
登上具有悠久历史的洛阳古都的高阁,怀古之感更是油然而生。邵雍这篇赋,正如序中所云,是要通过“怀古”来“通讽谕”的,这样,文中的讽谕显然是作者命意所在。
这篇赋节奏舒缓。
第一段从登阁慢慢道来。秋高气爽,和友人登阁抒怀,纵目古都,首先看到的是西北美妙的秋景。随着视线的转移,金碧辉煌的宫殿映入眼帘,帝王的居所也格外醒目。
面对此情此景,作者却发出了“天子居东都,此邦若诸夏”的感叹。所谓“若诸夏”,是说洛阳不能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洛阳在周公卜居时就是位居天下中心的城邦,到宋代已两千余年历史了,它为什么会衰落呢?作者借此很自然地道出他作赋的动机:通过对洛阳古都的反思,“阅古今变易之时,述兴亡异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后来之国家。”讽谕的主旨被鲜明地提出。
接下来,讲治国之道,谈由盛而衰的历史。
作者肯定的是上古的治世。三代之治,本是儒家神话,但后世人们一般深信不疑,这与儒家政治理想中的崇古特征有关。
邵雍认为,治民之道,在上古尽善尽美,之后是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这一段很精炼,也很精采,短短几句把上古春秋到五代的二千余年历史概括无余,又准确地把握住了各朝各代政治的主要特色。
句式骈散相间,一气贯注,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二千余年的历史进程得到如此精当的表述。
不可谓不是大手笔。
把握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是作者写这篇怀古赋的目的,邵雍从历史的演进中,总结出了六种不同的治国之方,成败善恶尽在其中。
这一段是全文的核心。
邵雍认为,政治中最高的境界是圣道,圣道依靠德治。德治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德治靠以身作则,以德化人,达到无为而治。
能够做到德治无疑是上帝、是圣人。第二种较好的政治是以天下为公,它可以通过王道实现。王道讲仁政,王者身休力行,化育众人,在管理上有章法可依,因而能够成功。第三种是霸道,行霸道以实力服人,既有充实的物资,又严刑峻法,用威力慑伏民众。
霸道也能维持一个国家的统治。等而下之的是四、五、六类政治。一是纲常松弛,没有号召力,国家一盘散沙,尽管薄赋敛,省刑罚,但民不聊生,每况愈下,这种作法是放任自流,失去了根本,并不是无为而治。第二种弊政与前一种正好相反,当政者过于注重细微末节,严刑峻法,斤斤计较,人与人之间的信义荡然无存。
结果是乱祸四起,国力衰竭,原因在于当政的舍本逐末。最后是自然界的因素。旱涝之类天灾,圣人也不能避免,但若政治英明,则可减轻天灾造成的损失。若弊政丛生,人祸再加上天灾,则是本末尽失,只有亡国了。
天下成败、国家兴亡,无非是这六种可能。作者在归纳这六种现象时,肯定的是前二种政治。这也表现出作者的政治理想是传统的内圣外王理想。“大哉德之为大”,就是孟子讲的“圣王不作”。
而关于“王者”、“霸者”的议论,同样可以用孟子的话来解释:“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孙丑上》)邵雍在论述圣王关系时,也明显接受了荀子的思想:“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者尽,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荀子·解蔽》)尽伦为人道之极,尽制为事功之极,能兼之者谓之圣王。
但邵雍把圣独立于王之上,似乎是说有一种境界,如远古时代的政治,是很难达到的。这样,即便是王者,也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其讽谏当代皇帝的用意是很明显的。
最后一段,讲君民关系应统一在礼教之中,表现了邵雍理学家的特色。而点睛之笔,则在“必时教之各备,则居地而得宜”的议论上。
这一段议论还表现出了作者的进步历史观:世上本无风水宝地,只要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顺天敬人,就没有办不成的事,至于国都吗,定在哪里都无所谓的。行文至此,又归结到“洛阳怀古”的题目上来。邵雍认为在天道、人道、地道三道之中,天道高不可及,地道取法乎下,都不可取。
真正能行于世的,还是人道——王道,还是儒家这一套学说最合国情啊!
赋名“洛阳怀古”,而意在发表对历史的见解,所以,邵雍写作时绝不拘泥于洛阳所见所闻或洛阳的兴衰,而是借帝都起兴,联想到帝国的兴衰无定,历史的瓜瓞绵绵,跳得开,又进得去,最后得出“都与不都”的观点,议论畅达,结论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