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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赋

书籍:历代赋辞典 更新时间:2018-09-15 03:25:47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辽宁人民出版社《历代赋辞典》第472页(3080字)

【原文】:

赋者,古之流也。

始草创于荀宋,渐恢张于贾。冰生乎水,初变本于典坟,青出于蓝,复增华于风雅。而后谐四声,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我国家恐文道浸(jìn)衰,颂声凌迟,乃举多士,命有司,酌遗风于三代,明变雅于一时,全取其名,则号之为赋。

杂用其体,亦不出乎诗,四始尽在,六义无遗,是谓艺文之儆(jǐng)策,述作之元龟。观夫义类错综,词采舒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

雅音浏亮,必先体物以成章;逸思飘飘,不独登高而能赋。其工者究笔精穷,指趣何惭两京于班固:其妙者抽秘思骋,妍词岂谢三都于左思?掩黄绢之丽藻,吐白凤之奇姿,振金声于寰海,增纸价于京师,则长杨、羽猎之徒,胡为此也!景福、灵光之作,未足多之!所谓立意为先,能文为主,炳如绩(huì)素,铿若钟鼓。

郁郁哉溢目之黼黻(fǔ fú),洋洋乎盈耳之韶(hù),信可以凌砾风骚,超轶今古者也。今吾君网罗六艺,淘沐九流,微才无忽,片善是求,况赋者,雅之列,颂之俦,可以润色鸿业,可以发挥皇猷(yóu)。客有自谓握灵之珠者,岂可弃之而不收!。【译文】:

赋这种文学体裁是从古诗演变而来的。

战国时的荀卿、宋玉开始草创,经过汉朝贾谊、司马相如又逐渐得到扩展、发扬。如同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赋在西汉时比起三坟五典更加发达;恰似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赋和国风、二雅相比更具文采。后来作赋讲究声韵和谐,除去声律变化上的八种病犯,确实堪称崇尚形式美的文体。

唐王朝唯恐为文之道渐趋衰微,《诗经》传统绝灭,于是选拔众多的贤士,派专司文学之职的官吏,汲取理想盛世夏商周的遗风,辨明周政衰败时期的大雅、小雅的诗歌作品,用《诗经》的“赋”的名义,来称呼这种新的文体。

综观赋体作品,也没有超出《诗经》的范围,风、小雅、大雅、颂都保存下来了,《诗经》已有的表现方法也未遗失。这可以说是文章的警策,着作的渊薮。观察那些文辞纵横的文章,辞藻华丽,铺张扬厉,宫商律吕,一派铿锵,语言文字,符合章法,华美异常却饶有法度。盛世之赋,音节明朗,描写事物必定具体而周详;想像奔放不羁,不必登高也能写出赋来。

构思精巧的赋作,尽力发挥文笔的功能,高妙绝伦,旨趣意义无异于班固的《两都赋》;驰骋想像于广阔天地之中,提炼出奇制胜的妙语,华美的文辞岂逊于左思的《三都赋》?盖过绝妙的华丽辞藻,展现出凤鸟的美姿,铿锵的音调震响四海,竞相传写甚至使洛阳纸贵,《长杨赋》《羽猎赋》之类作品,岂能达到这种境界?像《景福殿赋》、《鲁灵光殿赋》一些名赋,也不值得夸耀!可说做到了人们所讲的:立意为先,能文为主,文采鲜明如彩绘的素绢,铿锵悦耳如钟鼓之声。文采缤纷,像礼服上的花纹耀人眼目,优美动听,像耳边流荡着韶的乐曲,确实可谓压倒风骚,超越千古啊!今天,我大唐君主广泛搜求儒家六经,整治各种学派,即使对微小的才能也不加以忽视,很少的善德也要追求,更何况赋是雅颂的同类,可用来歌颂帝王的大业,发扬君主的谋划呢!自认为具有非凡才能的人,岂能抛弃赋而不收呢?

。【评介】:

白居易的《赋赋》,以赋体形式论述了赋的渊源、特征和功用。

“赋者,古诗之流也。”白居易首先阐明的是赋和诗的关系问题。

《诗·大雅·烝民》:“明命使赋。”毛氏《传》曰:“赋,布也。”陈奂《诗毛氏传疏》曰:“赋读为敷。”可知“赋”字用于诗,系假借为“敷”。刘熙《释名·释典艺》(卷六)明确指出:“(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不过,取“赋”为“敷布”之敷的假借义而用之于诗,有两种不同的涵义:一指诗的一种表现手法,一指独立的一种文体。前者,如:《毛诗序》所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钟嵘《诗品序》亦曰:“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后者,如:通常所谓“诗赋”、“辞赋”、“汉赋”、“大赋”之类。刘勰在《文心雕·诠赋》篇中,把“诗六义”中的“赋”既作为诗之一体看待,又强调了“赋”作为诗法的意义:“诗者六义,其二曰赋。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赋自诗出,分歧异派。”白居易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显然吸取了前人的卓异之见,正确揭示了赋源于诗的客观事实。

其次,论述了赋的特征,强调了赋的音律美。既然,“赋自诗出”,而诗呢?据明陈第所着《毛诗古音考》序曰:“士人篇章,必有音节,田野俚曲,亦各谐声。”可见《诗经》之诗皆必有韵。故赋于音韵方面不能不十分讲究。白居易说:“而后谐四声,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这就指出自南朝沈约明确提出声病说之后,赋与诗一样,对音韵的要求日趋精细了。早在三国时期,魏李登已撰《声类》十卷,虽不能与后世韵书相提并论,实际上它确为韵书之祖,由此可推想,当时文人已开注重声律之学的风气。到了晋代,吕静撰《韵集》、张谅作《四声韵林》,南齐永明之际,沈约着《四声谱》,谢朓、王融诸人在创作实践中为沈约的声病说推波助澜。

当时,颇为流行的骈赋更加重视声韵,尤其考究字之平仄,于是骈赋就渐渐演变成为律赋了。然而,不能木指出:有些文人一味追求声律的和谐,“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妙趣,不可以言‘则’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这是应引以为戒的。

再次,白居易阐明了为赋应以“立意为先,能文为主”的原则。

所谓“立意为先”,强调为赋者首先要讲求“立意”的深刻,这是对赋的内容方面的要求;所谓“能文为主”,强调为赋者务求善于运用文辞、音韵,这是对赋的形式方面的要求。做到了“立意为先,能文为主”,就可使赋作在内容和形式各方面达到完美的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标举出“立意为先”的原则,对赋的发展史是一个批判性的总结。

诗自古以来有“言志”的传统,赋为“古诗之流”,“体物言志”是它天职。

可是,综观赋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有相当多的赋只满足于对客观事物、外界景物的临摹,唯有“体物”而无“言志”。

赋所固有的以丽辞言志,所谓“丽辞雅义”的作用消失不见了。

汉大赋的某些作品就是如此。它们“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汉书·扬雄传》)这种赋几乎和方志、埤雅、史传无异,其“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

”(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可谓“玩‘物’丧‘志’,全失古诗之义。”(姜书阁《汉赋通义》上卷)汉末及六朝出现了抒情小赋,开始“拨”玩物丧志之“乱”,而“反”(返)体物言志之“正”,像谢惠连的《月赋》等名赋,可以说是“赋自诗出”,完全符合“古诗之义”的杰作了。明乎此,白居易所谓“立意为先”,既是对汉赋失去“丽辞雅义”的偏向的一种纠正,又为赋体文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一条正确道路,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这篇论赋之赋,无疑是继陆机之后,以赋的形式阐明文学观点的重要论文。艺术形式上,它用骈语联缀成文,“郁郁哉溢目之黼黻,洋洋乎盈耳之韶”,“掩黄绢之丽藻,吐白凤之奇姿,振金声于寰海,增纸价于京师”,这类绮语丽句使此赋颇富文采,铿锵悦耳,令人玩味不已,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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