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279页（985字）

清袁枚着。

十六卷，补遗十卷。内容多记当代诗歌创作的趣事、逸事，也有对古今诗人和诗作的议论品评，集中阐发了袁枚性灵说的主张，是继叶燮《原诗》之后清代最富学术价值的诗话着作。此书论诗继承了明末公安派的进步传统，反对拟古和矫饰，提倡抒写性灵，写真性情，重“真”、重“活”、重“新”，如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

”“诗写性情，惟吾所适。”“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作诗，不可以无我。”“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都是强调写诗只要写出自己真实的性情和新鲜的感受，便是好诗，不要复古摹拟。从“性灵说”出发，此书对清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王士祯的“神韵说”均表不满，主要锋芒针对的是前二说，对它们完全持否定态度。如批评“格调说”：“杨诚斋：‘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

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易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指出格调说的形式主义，是相当中肯的。

对翁方纲的“肌理说”也是完全反对的，指出“肌理说”以“掉书袋”为能事是“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又说：“近日有巨公教人作诗必须穷经读注疏，然后落笔，诗乃可传。余闻之笑曰：且勿论建安、大历、开府、参军，其经学何如，只问‘关关雎鸠’、‘采采卷耳’，是穷何经注疏，得此不朽之作?”这些批评也是切中“肌理说”的要害的。

对王士祯的“神韵说”则认为“神韵”不过是诗中一格，不能以偏概全，要求作诗首首如此。但对“神韵说”并未一概否定，而有所吸取，也主张诗要有“神韵”，要有“言外之意”。

此外，在诗歌理论方面，还有一些较好的见解。但此书过多记载一些低级庸俗的趣事、艳事，是不足取的，正如有人的批评那样：“所录非达官，即闺嫒，大意在标榜风流，颇无足观。”(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二十)本书通行本是坎根据乾隆庚戌和壬子随园自刻本校订和标点的，一九六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二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