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词学研究情况简介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辽宁人民出版社《宋词大辞典》第1056页（7975字）

欧美词学研究可说是20年以来的一门新学问。

60年代以前只有极少数的学者注意到词学的研究，最多仅只偏重于词谱及音律的介绍工作而已。例如，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白思达(Baxtev)博士首先把《钦定词谱》译成英文，并撰《词的起源》一文，皆以词韵研究为主(注⁽¹⁾)。在词律的考订方面，白思达(Baxtev)博士可谓为北美词学之开山祖师，功不可没。接着在6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音乐系赵如兰教授(RulanChaoPian，即着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女公子)又出版了一部有关宋朝音乐史的专着，书中部分涉及词与音乐之密切关系，贡献非凡(注⁽²⁾)。

这些研究成果，虽然不属全面性的文学探讨，但对美国词学发展起了一些推动作用。

70年代开始，词学研究在美国正式翻开了新的一页。

尤其在具体词家的评介以及具体作品的欣赏方面，学者开始提出更精辟之见解。至于论词的观点与方法，一般则综合西方文学批评和传统词话的理论而加以发挥。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乃是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大学任教的叶嘉莹教授。叶教授论词(例如她所作有关吴文英词、常州词派研究等)概以探讨艺术精神为主，既重感性之欣赏，又重理性之解说，对词学研究者之鼓舞，同时也给北美词学指出一个明确的研究方向。

在她的影响之下，那一向被诋毁为“七宝楼台”的梦窗词，以及被误解为“微弱呻吟”的碧山词都因此获得了适当的“平反”(注⁽³⁾)。在这一方面，美国汉学家海陶玮(Hiqghtowev)教授(原任教于哈佛大学)，尤受叶教授的影响(注⁽⁴⁾)。

另一方面，史丹福大学的刘若愚(EamesJ·Y·Liu)教授(已于两年前逝世)则以较概括性的理论来研讨词体的文学性质。他在《词的文学性》一文中曾指出词体的几个主要特征，例如：(一)词较诗更适于描写爱情，(二)词之章法每多绵密，语意常有寄托，(三)词不适于做政治、社会工具，(四)词不常触及仙界之情事(注⁽⁵⁾)。刘教授这种分析，虽嫌简略，但其主要目的乃为了把词的艺术性有效地介绍给西方读者。

后来刘教授又特别写一专着，利用“新文学批评法”(New Criticism)把北宋诸大词家之风格加以系统化地阐释(注⁽⁶⁾)，对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苏轼、周邦彦等词家作品之用字、用典、句构、章法，乃至托意均做了十分细腻的解说。

一般说来，北美词学研究自始即以婉约派为重心，除了印第安那大学罗郁正(Irvnglo)教授出版了有关辛弃疾词的专着(Hsin Ch〃iChi，Twayne，1971)之外，很少专门研究豪放词的。这种现象恰与中国大陆近年来的词学研究方向相反--据马兴荣先生统计，中国国内词学研究出现了重视豪放派，忽视婉约派的倾向，而豪放派中谈得最多的又是辛弃疾，约占30年来词学研究文章的六分之一(注⁽⁷⁾)。

我认为豪放词派之所以受到大陆学者特别喜爱，乃是因为它表达了一种激励人心的爱国精神，有助于国家民族的复兴与重建。

但是，在这期间，北美的词学研究却偏偏侧重婉约派。这种偏重婉约的现象，从西方文学潮流的观点看来，则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原来词之为体实与西方的抒情诗(Lyvic)暗相契合，二者均是音乐语言与文学语言并重的艺术形式，又皆以抒情为主，尤重感性修辞。换言之，二者皆以表达人类最微妙之感情层次为目的。

词中所谓“曲尽其妙”的境界也正与西方抒情诗中百转千回之风格相类似。这样看来，北美词学研究之偏重婉约词体也是势所必然的了。

在70年代末期的北美词学文坛上，尤以密西根大学的林顺夫(Shun－Fu Lin)教授特别活跃。他发表了一部有关南宋词学家姜夔的巨作，书名是《中国抒情诗歌的转变》(注⁽⁸⁾)。该书不仅论词之精义甚多独到之见，而且使人对白石词作的抒情价值以及南宋咏物词的精神都产生了崭新的了解，对词学研究贡献极大。值得注意的是，林教授以创新的批评手法，把南宋“新儒家哲学”(New－Confucianism)的格物观念运用到咏物词的研究上，并进一步证明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有其必要的相通之处。

在林教授的影响之下，北美许多诗词研究学者始更有重视文化史与思想史之倾向。

例如加州大学的艾郎诺(Egan)教授在其有关欧阳修的着作中就特别强调了欧诗反映新儒家哲学这一点(注⁽⁹⁾)。

艾郎诺(Egan)教授认为欧诗的平淡风格正反映出新儒家哲学里的冷静情致。另一方面，他以为欧词中一些较为浮艳的作品，虽历代以来屡遭“暧昧之谤”，且陆续被有心人从欧词全集中删去，但那些词作却正反映了文化现实，必须给予重新的肯定与评价。

尤其是欧词之于艳情中显见真切的精神，是值得标榜的。

从70年代左右开始，词学研究发展有了一个新趋向，就是：在观点和方法上，承受了西方比较文学的影响。在此我想就近年来比较文学如何影响词学这一点，加以简单说明。首先，所谓“文类研究”(genreStudies)已逐渐成为比较文学批评鉴赏的一个中心课题。

因为一般研究比较文学史者开始认为：只要细心研究一个文类的变化，就足以窥视古今文学之踪迹，通晓中西文学之异同。其中基炎(Claudio Guillen)教授可算是从事文艺研究方面首屈一指的批评家。他在《文学中之体系》一书中，就以西班牙小说为例来说明一个文类如何在“有常”与：通变之间逐渐形成的现象(注⁽¹⁰⁾)。

这种文类研究的结果，便是它对西方文学批评的主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例如，以结构主义(Structura lism)起家而闻名英美批评界的卡勒(Gona thanCuller)教授也开始发现文类研究对读者的深切影响。

他认为每一个文类均代表着特有的一套成规(Convln tion)，因此读者若想要完全了解一首诗的意义及重要性(Signi fisance)，则非要先领会整个文类的传统成规不可(注⁽¹¹⁾)。不但如此，在文类研究的影响之下，批评家又进一步发现到“文类”(genre)与“文体”(style)之间的密切关系(注⁽¹²⁾)。

一般说来，文类与文体是代表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泛指诗、小说、散文等体性不同的文学类型，而后者乃是指一个诗人或某一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文学风格。二者虽然分指两种不同的文学概念，然而就整个文学发展来说，却总是息息相关、不断相辅相成的。

这是因为，一个作家的文体或是某一时代的文风常会左右一种文类的逐渐形成。由此看来，任何文学史都可说是文类与文体的综合发展过程。

其实，这种文体与文类合一的观念最初乃脱胎于五十年代风行欧美的所谓“文体批评派”(School cf stylistics)，尤其是受欧尔巴克(Erich Auer bach)教授直接启发的结果(注⁽¹³⁾)。

70年代初期，正当这种文体与文类批评盛行之际，笔者正巧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有幸向许多专家求教。其中尤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友工教授给我影响最为深刻。由于高教授精深广博的教诲启发，使我多年来对中西文学批评及诗歌欣赏有所深爱，尤其对传统词家的风格特感兴趣，更进而有撰写专书以阐明词体演进之动念，希望借此把主观感情之欣赏心得用客观化的文学批评方法表现出来。

此意既定，又先后获得高友工、叶嘉莹、High tower、及林顺夫诸位教授之鼓励和帮助，终于在1980年出版《词的演进》一书(注⁽¹⁴⁾)。拙作系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发行，内容包括敦煌词、温韦词以及李煜、柳永、苏轼诸家词体之艺术性。

书中试图对唐宋词人之修辞(Shetoric)技巧和词之类式(genre)的具体关系做一较有系统的分析。其中所采用的分析步骤约有二层：(1)民间词与文人词之间的“文体分类”(stylistidistraition)，(2)文人词中“直言修辞”(explicit She toric)与“隐意修辞”(implicit Sheloric)二格之交相影响，尤其是二者所酝酿而成的词学传统观。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笔者本人更加深信创造经验与文学传统是分不开的。因而一个现代读者若想真正了解里“既简且奥”之艺术境界，非先掌握词的本色及成规不可。

近几年来，西方文学批评又以崭新姿态出现，所谓“消构式批评”(deconstruc tionism)顿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学派(注⁽¹⁵⁾)。此一批评学派以耶鲁大学为中心，故又名“耶鲁学派”(yale Schooe)。其中以德曼教授(pamlde uan，已于1983年逝世)，米勒教授(J·Hillis Miller，已转去加州大学)，哈特曼特教授(Geolrley Hartman)及布伦教授(Harold Bloom)等四人为该学派之领袖(注⁽¹⁶⁾)。“消构式批评”其实只是对前所盛行的结构主义(Struituralism)之直接反动。因为所谓“消构”乃是“消除结构”的一种批评方法。一般说来，“消构式批评”学派的主要信念有以下几点：(一)相信一个文学作品的真正意义乃是超过作品本文(text)的范围之外的。

(二)主张一个文学作品的生命永远与其他许多外在之语言文字形式保持紧密而错综的联系性，即所谓“文际”(intes textual)的关系。(三)以为作品的真正意义乃由读者的领会、体认而定，作者本身并无绝对的权威。

(四)深信作品本身具有无限度的隐喻性。

(五)强调“结构主义之假设作品结构本身有一固定意义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消构批评派认为一个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存在于许多层次之中，并无明确或固定的意义永远在变迁流转中。

笔者于1982年开始转至耶鲁大学服务，无形中耳濡目染，自然也受到“消构式批评”的一些影响。

虽然其中有些理论基础我并不能完全了解或接受，但仅就作品深具隐喻性之一点来看，则此种“尊崇读者”的批评方式也不失为一实用的批评法则。近年来由于笔者给学生讲授词学的需要，把许多隐喻性较重的南宋词又重新细读，因而发现明清以来许多有关《乐府补题》词集所作之评论实堪称为中国传统中“重读者”、“重作品隐喻功能”的最佳范例。

加之学生们对南宋六陵遗事的历史背景本身特感兴趣。他们不但对元僧杨琏真伽的掘墓罪行甚表愤慨，而且对唐珏、王沂孙、周密等南宋遗民之事特寄予无限同情。尤其重要的是：《乐府补题》集中37首词篇篇都足以给予读者无限联想的驰骋机会，很值得吟咏玩赏。例如以蝉和白莲来暗喻孟后发髻之遗落、以骊官铅水来隐指宋理宗尸体倒挂树梢之惨剧，均是中国诗歌言近旨远、托喻遥深的基本精神之发挥。

换言之，细读《乐府补题》，咏物词，很能帮助我们理解西方批评家所谓之“文际性”--因为《乐府补题》的重要性有赖于读者不断去发现题外之意，再三地去追求“本文”(text)以外的寓意寄托的缘故。由此可证，所谓“消构式批评”并非今日西方批评家的发明，实在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批评的主干了。

基于这种信念，笔者遂于三年前撰写《乐府补题的寄托及象征技巧》一文(注⁽¹⁷⁾)。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除了直接受益于叶嘉莹教授有关常州词派的着作之外，还参考了哥伦比亚大学余宝琳(pauline yu)教授所着关于毛诗注的寓意探讨(注⁽¹⁸⁾)。此外，从事西洋文学批评研究的张隆溪先生(原在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现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并兼教课)也给了我许多提示及启发。

最近二、三年以来，词学文坛上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学者，就是史密斯(Smith)大学的方秀洁(Grace Fong)教授。她毕业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hia)大学，是叶嘉莹教授的高足。年轻有为，文字精湛，有关吴文英专着一出，立刻普受欢迎(注⁽¹⁹⁾)。

例如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Anthony Yu)教授就在书评中特别推荐方教授的文章。方教授的另一贡献乃是奠定梦窗词里“间接表现法”(Poetics of indirection)的文学艺术性。她不但指出张炎(《词源》)所谓“七宝楼台……不成片断”的理论错误，并有效地肯定了沈义父(《乐府指迷》)之摆脱传统偏见的卓识。

总之，就文学批评及欣赏而言，方教授在北美词学研究上是颇有贡献的。

目前她正在撰写一部有关南宋词发展的专书，拟将政治、社会和美学诸方面联系论述(注⁽²⁰⁾)。

在这一方面，另一位新起之秀应当提及的就是杨宪卿(笔名杨泽)先生。杨君现任Brown大学比较文学系研究员，乃一年轻诗人，是普林斯顿大学高友工教授的高足。去年刚完成有关咏物词的博士论文(注⁽²¹⁾)。文中从怀古传统及美学意识来重新估价南宋咏物词，将来出版成书，或可给词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在此必须附带一提的是：近年来北美词学发达的原因之一，乃是由于西方汉学家对敦煌曲词研究的普遍热忱。

首先，研究敦煌文学可以解决许多有关词的起源问题。另一方面，敦煌曲词活泼可爱，正反映出中唐以来民间文学的兴起。关于民间词的研究，可以哥伦比亚大学东方图书馆馆长魏玛莎《MarshaWagner)博士的作品为代表(注⁽²²⁾)。

此外，研究敦煌民间词自然要牵涉到当时的文人词传统，于是唐五代词一时成为北美词学一大热门。除了笔者在拙作中略为论及唐五代词之外，还有许多学者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例如：(1)GeosgeWashington大学的chaues教授写过有关温庭筠词的论文，(2)Arizona州立大学魏世德(wixted)教授专门研究韦庄词，(3)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Univ of Victoria)的白润德(Daniel Bryant)教授曾出专书讨论冯延巳及李后主词，(4)哈佛大学Yates教授也刚于今夏出版了一部有关韦庄诗词的专着(注⁽²³⁾)。其中魏世德(Wixted)教授据说正在研究唐代乐府与早期词的关系，而白润德教授也听说正在进行晚唐诗词比较的工作。相信这些都是词学读者所期待的。

此外，北美词学研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那就是翻译工作。在欧美研究中国文学有一个常年不变的定律：无翻译作品，则无文学研究。尤其是在诗词研究方面，翻译工作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因为一个学者若想把中国诗歌的艺术性介绍给西方读者(尤其是不懂中文的读者)，则首先必须把诗词译成流利美好的英文。

这样说来，批评家在翻译诗词技巧上多少要受到翻译家的启示。总之，翻译家及编选者对词学研究的贡献功不可没。

这一方面的学者以下列最为有名：傅汉思教授(Hans Frankel，原任教于耶鲁大学，现已退休)，Burton Watson教授(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现定居日本)，lois Fusek博士，李又安教授(Adele Rickelt，原任教于马利兰大学，已退休)，舒威霖教授(William Schullz，今任教于Arijona大学)，以及印第安那大学的柳无忌教授(Wu－Chi 1iu，即诗人柳亚子先生公子)和罗郁正教授(注⁽²⁴⁾)。

另外，威斯康辛大学的倪豪士(WilliamNien Hauser)教授最近编了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大辞典》，其中对词学介绍十分详尽，几乎所有重要的词学研究者均贡献了一点心血(注⁽²⁵⁾)。

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欧美词学研究其实只是以北美为中心词学研究。因为在欧洲，除了早年德国学者Alfred Hoffman教授曾译过李后主词(Die lie der des Li yü937－978，1950)以及最近法国学者程抱一(纪贤)教授(Francois cheng)略为论及唐五代词(Lécriturie poétique，1977)此外，几无专人研究词学。

盖欧洲汉学仍以诗文及经书研究为主。

造成此现象的因素十分复杂，不过其最为根本的原因乃是观念问题。

一般欧洲学者仍视词学为“小道”，以为研究诗文才是正统的文学研究。

从另一方面看来，北美词学之所以能成长茁壮，除了具有较开明的思想以外，乃是因为有以下几点：

(一)没有“词别是一家”的观念。

今日北美教育虽重专才，实则更重通才。研究词学的人并不自称“词学家”。而一般研究诗文的学者，也会涉及词学。

例如，以唐诗研究出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OWen)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余宝琳(PaulineYu)已开始从事词学研究(注⁽²⁶⁾)。又如普林斯顿大学高友工(ru－kung Kao)教授专力撰写有关律诗的研究(注⁽²⁷⁾)，但教学方面尤重词学探讨。所以许多词学研究者(包括林顺夫教授及笔者本人)均出自他的门下。

(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eton Univ Press)在词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近年来，大部分有关词学的英文专着均由该出版社发行。

又目前东亚语文编辑主任卡斯博士(Dr、Margaret Case)也计划为词学出版方面开辟一条新路。

(三)有心人积极推动词学发展。

最近余宝琳教授和字文所安教授已计划向美国高等研究基金会(American Councie of Learnel Societies)申请专款，以为筹备发起北美词学研讨会之用。此事尚在筹备中，详情不知。

将来研讨会果能开成，会对词学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四)中美文化交流触发了北美词学的兴盛，首先，加拿大的叶嘉莹教授多次回中国讲词，给予北美学者一大鼓励。

几年前密西根大学的林顺夫教授也去北京参加比较文学会，对中美词学研究交流多有贡献(注⁽²⁸⁾)。又，笔者曾于1979年夏亲访南京着名词家唐圭璋教授，承赐教益，至今衷心感铭。那段期间又得到南京大学的赵瑞蕻教授及吴新雷先生帮助，得以亲聆宋词演唱。

近年来屡蒙施蛰存教授多方启迪之处，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注⁽²⁹⁾)。加上国内华东师范大学最近出版了《词学》专刊，为北美词学研究者又提供了新的题材。

回顾20年来北美词学之新兴状况，使人深感学术自由之可贵。

北美词学研究者可谓天之骄子，但今日之学术自由乃建立在上一代汉学家“识尽愁滋味”的忧患劳苦之上。甚盼今后词学研究者能谨记共勉(美国耶鲁大学东方语文系文学副教授孙康宜1988年6月写于美国耶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