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音韵学史

出处：按学科分类—语言、文字 湖南出版社《音韵学辞典》第85页（1802字）

学科名称。

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在我国汉代已经萌芽，至今已有大约1800年的历史。从历史传统上说，音韵学属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范围，而小学则是经学的附庸。汉儒在为经传注音中逐渐产生了比较精确地分析汉字字音的要求。

最初的注音是采取譬况、读若、直音等方法。这些方法常常不能精确地标注被释字的读音。东汉末，开始出现了反切注音法，如应劭、服虔等人在注《汉书》时已使用了此法。

到三国魏时孙炎作《尔雅音义》，大量使用反切注音，此法遂大行于世。反切方法的实行，表明汉末三国时代的学者对汉字读音的认识已由感受性的整体认知深入到理解性的结构分析阶段了。

反切上字和被切字双声，反切下字和被切字叠韵(且声调相同)。反切注音通行以后，有些学者把反切材料汇集成书，按音分类，编成韵书。从三国魏李登《声类》、晋吕静《韵集》之后，韵书蜂起，诸家互有参差，“各有土风，递相非笑”(《颜氏家训·音辞篇》语)。隋陆法言在颜之推等8人参与审音的基础上，“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捃选精切，除削疏缓”(《切韵序》语)，撰集了《切韵》一书，成为当代和后世都公认的一部权威性的韵书。

唐代《唐韵》、宋代《广韵》都是以《切韵》为祖本的。韵书的编纂(特别是《切韵》的撰集)标志中国学者对汉字读音的认识已由对个别字的语音分析进入到对它们进行系统归纳的的阶段。

《切韵》之后，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向前发展：一是等韵学，二是古音学。等韵学发端的最初动力来自佛徒诵读咒语的正音需要。

为了能用汉字正确地对译出来自梵语的咒语，佛徒们学习悉昙章，从中学得了字母、拼读、连音规则以及对字母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的分析方法，运用这些知识造出了等韵图，即汉字的音节总表。现存最早的等韵图《韵镜》(撰人不详)、宋郑樵《七音略》反映了《切韵》一系韵书的语音体系。

稍晚的《四声等子》(撰人不详)、宋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元刘鉴《经史正音切韵指南》，除了保存《切韵》音系的某些特征外，还反映了宋元时代实际发生的一些语音变化。明清的等韵图绝大多数是反映当时的实际语言——标准语或方言、书面语或口语——的语音系统的。清代学者还利用等韵学的方法研究上古音(江永《四声切韵表》)和中古音(陈澧《切韵考》)。其中陈澧的研究成绩斐然，开创了《切韵》研究的新局面。等韵学的研究标志着汉语音韵学已由语音系统的归纳进入到语音系统内部诸要素的分析——声、韵、调各自的分类、性质、相互关系等等——的阶段。古音学发端于对《诗经》押韵的研究。

唐陆德明批评南朝学者改读《诗经》押韵字以求叶韵的做法，认为“古人韵缓，不烦改字”。宋吴棫主张古韵可以通转，根据他的《韵补》一书可以粗略地给古韵分部。

明陈第作《毛诗古音考》，明确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观点。

到清代，古音学得到极大的发展，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广森、王念孙、朱骏声、江有诰、章炳麟、黄侃等人各自在古音学上作出了贡献。

关于上古韵部，清儒突破了广韵206韵的樊篱，根据《诗经》押韵和谐声系统建立了古韵体系，经过300年的努力，古韵分部基本上成为定论。关于上古声母，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观点，章太炎主张“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这些观点也已被普遍接受。古韵学的研究标志着汉语音韵学已由共时研究的领域深入到历时研究的领域，近代以来，汉语音韵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15－1926年，瑞典学者高本汉写成《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1936年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佳译成中文)，此书将印欧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介绍到中国来，并且首次运用这一方法构拟了《广韵》声母韵母的音值。

后来高本汉又在其他几本书(《汉文典》1940、《中上古汉语音韵学纲要》1954等)中构拟了汉语上古音的音值。

1923年，汪荣宝发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运用梵汉对音材料求证上古韵部音值，1931年罗常培作《知彻澄娘音值考》，用梵汉对音材料求证中古声母的音值，1933年罗常培着《唐五代西北方音》，运用藏汉比较材料研究中古汉语方言音系。此外，日本、朝鲜、越南人记录的汉字读音，元代八思巴字与汉字的对音，都被收入了汉语音韵学研究的视野。这一阶段的研究对象，除了上古音、中古音和等韵以外，近代音的研究、古方音的研究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兴趣，音韵学史本身便成为音韵学研究的一个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