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立三路线

出处：按学科分类—马列 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毛泽东大辞典》第57页（1283字）

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为了在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中贯彻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中央不断写信甚至派人前往根据地，批评朱、毛搞乡村武装割据的方针，要求他们向长江流域发展，攻打南昌等大城市，最后夺取武汉。毛泽东、朱德对此表示怀疑，认为红军力量弱小，装备很差，不宜攻取大城市，但在组织上还是接受了中央的决定，率领红一军团进击南昌。

但同时采取了谨慎的逐步推进的方针。

1930年7月24日攻下樟树后，毛泽东召开红一军团前敌委员会议，分析了敌我形势，决定不打南昌，只以攻击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

之后，又决定撤围南昌，前往安义、奉新一线休整和筹款，并发动群众，扩大红军。7月底，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敌调重兵反扑。毛泽东、朱德得知消息后即决定率红一军团由江西进湖南。8月24日，红一军团在永和市与从长沙撤出的红三军团会师，组成以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的红一方面军和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

接着总前委就李立三命令红一方面军再占长沙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毛泽东、朱德认为红军的装备和训练不宜去攻占长沙。

但当时多数干部认为应该遵照中央指示，二打长沙。于是，总前委决定一、三军团再次攻打长沙。

虽然红军在二打长沙的过程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长沙却久攻不克，一、三军团均遭受较大损失。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朱德力主撤围长沙。

9月12日，红一方面军撤出战斗。13日，毛泽东在株州召开总前委会议，初步总结了围打长沙的经验教训，决定暂不打长沙，也不打南昌，而转头去攻打有把握打下的、打下后又有利于红军和根据地发展的赣西重镇吉安市。

之后，红一方面军进驻袁州。这时，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衔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来到红一方面军，要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

为此，毛泽东在袁州召开总前委会议进行讨论。会前，毛泽东根据蒋冯阎大战即将结束，蒋介石将集中兵力对付红军的形势和攻打长沙的经验教训，以充分的理由说服了周以栗，使周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袁州会议最后决定红军继续进击吉安。10月4日，红军攻占吉安。

吉安攻下后，是否按照中央的指示北上攻取南昌、九江，又成为红一方面军亟待解决的问题。10月17日，毛泽东在峡江召集总前委开会，讨论时局和行动等问题。

会议虽然未能解决打不打南昌、九江的问题，但在时局估量、土地问题及如何对待工商业问题上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10月底，红军进驻新余之罗坊，毛泽东在此主持召开了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终于说服了仍坚持打南昌的同志，决定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并确定以诱敌深入的战略原则来打破敌人即将开始的第一次“围剿”。

12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黄陂召开军以上干部和地方党政负责人会议。会议期间，收到党中央于12月份下发的通告，得知中央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李立三已被撤去一切职务。

这一消息的传达使红一方面军的思想更加统一。毛泽东等人对立三路线的抵制，使红一方面军避免了可能受到的重大损失，对红军和根据地在以后的发展与巩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