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诗运动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第四卷诗歌卷》第3页（1411字）

(按发生和出现的时间为序)

有着现代色彩的新诗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诗运动的兴起，是由于时代的需求，诗歌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受到外国诗歌的影响。新诗运动要求以白话的新体诗取代文言的旧体诗，从“诗体大解放”中谋求诗歌的新生与繁荣。中国的文言旧体诗发展到晚清，盛行着拟古的形式主义诗风。不少的旧诗人，在语言和意境上模仿古人，无病呻吟，以用字艰涩用典冷僻，专讲音韵格律卖弄求新，使诗歌远离时代人生，严重地阻碍着诗歌的发展。戊戌政变前后，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曾倡导“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以新名词或流俗语入诗，以旧风格表现新意境。诗界革命虽然没有彻底摆脱旧诗的束缚，但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对于“五四”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是新诗的产床和摇篮。该刊创刊后就酝酿文学革新，编者陈独秀在介绍西方文艺思潮时，认为我国文艺应脱离古典主义，趋向写实主义。1917年1月，胡适在该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依据文学历史进化的观念，反对模仿古人，主张以白话作诗作文，实写社会情况。随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要求创造通俗的抒情的写实的诗歌。钱玄同在《寄陈独秀》中，也赞同以白话作诗和不用典故。1917年5月，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不仅支持胡适等人的主张，还提出破坏旧韵重造新韵，采用自造或输入的办法增多诗体，“并于有韵之诗外，别增无韵之诗”。随后他又发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强调诗的真实性，批评旧诗坛已成假诗世界，主张诗人应在自然人生中探求真实。这些新诗运动的前驱者，都反对浮华颓败的诗风，要求冲破文言旧体诗的种种束缚，以接近口语的白话作诗，表现来自自然人生的真情实感，使诗与时代人生紧密结合。1918年8月，胡适在《答朱经农》里，明确提出“诗体的解放”是创作白话诗的大宗旨，要求人们“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笼统推翻”。以后，他在《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谈新诗》等文里，进一步说明有了诗体的解放，“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随着新诗革命理论的传播，创作白话诗的人也日益增多。1917年2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8首白话诗，6月又发表他的白话词4首。但这些白话诗词还有着浓重的旧诗词影响。1918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新诗共8首。此后，该刊陆续发表李大钊、陈独秀、唐俟(鲁迅)、周作人、沈兼士、陈衡哲、林损、俞平伯、常惠等人的新诗。除《新青年》以外，《每周评论》、《新潮》、《少年中国》，以及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北平《晨报副刊》等报刊也陆续刊出新诗。尽管守旧势力对新诗攻击嘲讽，但是创作新诗已蔚然成风。在诗体大解放的号召下，新诗日益摆脱旧诗的影响，诗歌体裁日益增多，表现方法也日趋多样。在内容上，新诗有着新的思想，富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在文学革命中，新诗最先取得创作的实绩，成为各种形式文学变革的开路先锋。它从实践上证实了白话可以做为“韵文的利器”，为白话文学取得“正宗”的地位奠定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