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平民的”还是“贵族的”论争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第四卷诗歌卷》第4页（1482字）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反对用文学来粉饰生活，要求文学与时代人民紧密结合。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首先就要求“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1919年1月，周作人发表《平民文学》，指出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区别，在于是否具备普遍与真挚的精神。平民文学是“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不必去写英雄的伟绩，才子的风流。平民文学还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不必雕章琢句，而要有真意实感。在民主主义的文学思潮里，以平民生活题材入诗，重视写实和白描，强调诗的具体性和明白性，就成为诗坛的风尚。1920年，康白情发表《新诗底我见》。文中认为诗要言之有物，但是没有美也不成诗，所以诗是“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调合而成。诗的创作和鉴赏，都是在人生“静观”的时候。大多数人役于人生的奋斗，少数人才有条件进行诗的创作和鉴赏。这证明诗的起源和诗的效用，都是贵族的。所以“‘平民的诗’，是理想，是主义；而‘诗是贵族的’，却是事实，是真理。”他认为“诗尽管是贵族的，我们还是尽量要作平民的诗”。1922年1月，俞平伯发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他受到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的影响，反对艺术以美为鹄的，主张艺术应当引人向善。他认为诗人的伟大，不在于心境的陆离光怪，不在于有特殊的幻想和神思，而在于能表现普遍的情感，写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那些只能感动少数人，“虽在一方面看价值很高，却没有普遍的价值”的诗，是贵族的诗。而那些能感动多数人向善的诗，才是好诗，“好的诗应都是平民的，且没有一首不是通俗的。”他主张创作平民的诗，“不但是材料须采取平民底生活，民间底传说，故事，并且风格也要是平民的为好。”他提出“诗的还原论”，认为诗歌原属于平民，歌谣就是没有经过“化装游戏”的原始的诗，而诗的贵族色彩是后加的，妨碍着诗的普及。他主张“推翻诗底王国，恢复诗底共和国”。同年2月19日，周作人发表《贵族的与平民的》，将文艺上的平民精神，解释为叔本华说的“求生意志”，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贵族精神则是尼采说的“求胜意志”，要求无限超越的发展。他认为“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26日，他又发表《诗的效用》，认为诗的效用难以计算；“善”没有固定的标准；文学家虽然希望民众了解自己的艺术，但也不必强使自己的艺术去迁就民众。他对俞平伯“好的诗的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动多数人向善”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5月27日至29日，梁实秋发表《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他反对艺术的鹄的是善，主张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他认为诗中最宝贵的材料，不是普遍的情感，而是特殊的幻想和神思。“诗人的家乡离这‘血和肉’的社会远得很”，而是在记忆和想象里，替人们祝福。他认为诗是贵族的，不可能使人人了解和感动，更不能人人会写。诗人不能为使众人了解而写诗。一首诗的好坏，不必考虑其感染性的强弱广狭，而只能以美不美来判定。11月，闻一多发表了《冬夜·评论》，其中认为俞平伯《冬夜》中的诗作，所以缺少幻象，情感不真挚和太多教训，就因为持有民众化的艺术与为善的艺术观念。他对于诗的“平民风格”不以为然，看重的是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1935年，朱自清在回顾这场论争时说：“另一个理想是平民化，当时只俞平伯氏坚持，他‘要恢复诗的共和国’康白情氏和周启明氏都说诗是贵族的。诗到底怕是贵族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