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现代主义思潮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第四卷诗歌卷》第9页（1568字）

“五四”以后，曾有一些青年诗人介绍了法国象征派的理论和诗歌，但中国现代诗坛象征诗派的真正开拓者，是旅法诗人李金发。他于1920年开始发表诗作，先后出版诗集《微雨》、《为幸福而歌》与《食客与凶年》。他的作品情绪是忧郁的，手法是象征的，可以感受到诗篇的整体情绪，却不易判明每行诗的含义及其相互联系。正如朱自清所说：“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感情，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着瞧。”(《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李金发既缺乏足够的法文知识，也不能熟练地使用中国语言，诗句很拗口，而且不注重严密的结构艺术，对诗歌的音乐性也不大注意，因此就总体而言，他学的象征派诗并不算成功。二十年代中期，与李金发具有相同诗风的还有后期创造社的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三十年代初期，戴望舒引起了诗坛的注意，他主要是师法和提倡西方象征、意象两派，诗作不象李金发的诗那样别扭古怪，而有很高的艺术成就。1932年《现代》杂志(施蛰存主编)在上海出版，戴望舒在这个杂志不但发表诗歌、而且发表提倡象征派的诗歌理论，影响了一批诗人，他们被合称为“现代派”。现代派对三十年代新诗的影响比新月派更加广泛，以戴望舒为中心的现代派诗人逐渐形成了中国象征诗派的风格，在诗的语言形象方面力求创新，而其立意造境却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在某些方面恢复了中国传统的抒情方式。戴望舒的名作《雨巷》，具有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它以中心意象丁香的形象、颜色、香气等，暗示姑娘的素质及其幽怨、凄婉、迷惘的感情，令人想起中国古诗中“丁香空结雨中愁”之类的名句；而其结构则相当严密，句式长短不一，节奏感强，韵律响亮、悠长，带有魏尔仑的亲切自然的抒情风格。这一时期创作象征派诗歌卓有成就的诗人还有早期的艾青，以及卞之琳、何其芳等。卞之琳、何其芳早期都属于新月派，但卞之琳追求意象，重视时空感觉，注重想象，刻意追求诗的暗示性和展延性，善于采用极平常而又典型的细节入诗，所以诗中的情调貌似平常，却能写出深沉的哲理，往往化腐朽为神奇。但因过分重视象征诗的技巧，有时不免晦涩费解。何其芳的诗华丽而不流于雕琢，轻盈中带着蕴藉深沉，语言形象极为优美。三十年代中期，新月派和现代派渐渐会合，《新诗》月刊创刊，许多新老诗人在该刊发表诗作，产生很大的影响。该刊编委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戴望舒，不仅都是独具风格的着名诗人，而且是各个不同流派的代表。抗战兴起，新月派、现代派诗风渐衰。戴望舒离开上海到了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投入监狱。其间，他的诗风有很大的转变，《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以超现实主义的梦幻手法，反映当时中国山河破碎的现实，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取得新的突破。何其芳、卞之琳都到了延安，前者扬弃了他过去细致的风格，保持了真挚纯洁的感情，歌咏革命与战争；后者深入战争生活，视野大为开阔，用谨严的西欧诗体写出了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伟大的历史事件。1941年，冯至发表受到奥地利大诗人里尔克影响的《十四行集》。四十年代中后期，国统区还出现了一个以《中国新诗》、《诗创造》为中心的诗人群，以辛笛、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曹辛之)、唐祈、唐湜、袁可嘉9位诗人为代表。他们是一批既有爱国主义正义感，又对欧美现代诗歌有较深素养的青年知识分子。其诗作既坚持了三十年代新诗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主张，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又保留了抒写个人心绪波澜的自由，而且力求个人感受与大众心志相沟通；既继承了民族诗歌(包括现代自由诗)的优秀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现代派表现技巧，努力尝试走新旧贯通、中西结合的道路，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在新诗发展史上，构成了有独特色彩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