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讽刺诗的创作热潮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第四卷歌卷》第34页(1090字)

抗战胜利前后,国统区出现了政治讽刺诗的创作热潮。这一热潮的兴起,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法西斯专政和文化上的禁锢政策,迫使进步的诗人们不得不改变斗争的策略和方式,而转向比较易于发表和流行的政治讽刺诗的创作。另一方面则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本身就构成了极大的自我讽刺,诗人们用诗歌予以形象地描绘,自然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因此,在人民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政治讽刺诗受到广大诗人们的喜爱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几乎所有的进步作家,都写过政治讽刺诗,连许多初涉诗坛的青年学生,也都竞相习作,政治讽刺诗“成了群众运动中的武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在这一热潮中,袁水拍的诗作最为突出。他以凡陀的笔名在上海、重庆等地报刊发表了近200篇政治讽刺诗,其中绝大部分收在《马凡陀的山歌》和《马凡陀的山歌续集》中。这些诗作以强烈的政治色彩,辛辣的讽刺和否定的笑,揭示了国统区社会的种种黑暗景象,传达出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抗争之声,发表后,在诗坛上和社会上引起广泛的注意和热烈的反响。他的诗常常前一天刚发表,次日即被群众到处传唱。在上海,每有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人们写在旗子上的标语往往就是马凡陀体的诗。在香港,建国剧社将马凡陀的《大人物狂想曲》等10首诗编在一起,以活报剧的形式在舞台上演出。在福建,诗人程力夫以凡陀的笔名,与木刻家竹秋(林樾)合作,在报上连载总题为《浮生相》的讽刺诗画配100余篇,产生较大的影响。臧克家也是这一创作热潮中的重要诗人。他的政治讽刺诗自然朴素,发出的是愤怒的抗辩的声音,这些诗大多收于诗集《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冬天》中。还有史纽斯(邹荻帆)的《噩梦备忘录》、黄宁婴的《民主短简》等,都是当时出现的重要的讽刺诗集。此外,方敬、绿原、陶行之、任钧、公刘等人,也写过一些有影响的诗作。政治讽刺诗在国统区的广泛流行,有力地配合了当时蓬勃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的人民民主运动,而且也密切了诗歌与人民大众的联系。特别是马凡陀等人的诗作,注意在新诗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作了新的尝试,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林默涵在《关于马凡陀的山歌》一文中评论说:“马凡陀的山歌的方向,就是用了通俗的民间语汇和歌谣的形式,来表现人民(在他主要是市民)所最关心的事物,来歌唱广大人民的感想和情绪。这是诗歌深入人民,和人民结合的方向。”政治讽刺诗的创作热潮推动了当时国统区的诗歌创作,促进了新诗的大众化运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49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一创作热潮趋于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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