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体、科学、教育 湖南人民出版社《湖湘文化大辞典上卷》第418页（3346字）

湖南近代考古学出现较晚，古代文物的出土应很早就有了。

1922年，在桃源漆家河出土了一件有“皿天全”铭文的商代青铜方彝。1938年在宁乡月山铺山头发现了着名的商代四羊铜方尊。1946年，在桃江县马迹塘，资江河水冲刷出两件西周早期夔龙纹铜鼎。

现藏于日本根津美术馆的商代两羊尊，藏于日本住友铜器馆的商代虎食人卣，据传为新中国建立前分别出土于宁乡、安化两县交界的沩水岸边和长沙县跳马涧。

这些青铜器虽属意外发现，但却显示出湖南地下文物的丰饶。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长沙、湘乡等地盗墓成风，大批古墓惨遭破坏，许多极为珍贵的楚汉文物包括缯书、龙凤人物帛画、竽、瑟、鼓等乐器以及漆器、木俑、天平砝码、丝织品、琉璃器、铜镜和兵器等被盗掘出土。大量流散到国外。新中国建立后，湖南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夏鼐为队长的长沙工作队在长沙近郊配合基建发掘楚汉古墓葬162座，从此，湖南地区的考古工作进入了科学发掘的新时期。此次发掘所获资料发表在1957年出版的《长沙发掘报告》中。

至20世纪70代中期，全省清理发掘古墓葬超过5000座，其中战国时期楚墓为3000余座，湖南成为研究楚文化起步最早，投入最多，成效最显着的地区。

为了逐步建立和完善楚入湖南之前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进而围绕考古学的重大课题有目的地开展发掘和研究，根据湖南地下文物的特点、考古工作的基础和优势，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湖南考古学界集中力量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稻作农业的起源、史前城址和文明的起源、商周时期湘江流域和澧水流域的古文化、湘江下游商周时期文化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的关系等课题，有计划地进行了科学发掘，并进行了多方位、多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这里简略介绍湖南各个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及其价值。

旧石器时代考占、迄今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有数百处，以澧水和沅水流域为多。湖南地处我国地形第三级阶梯的后缘，属于华南亚热带腹地。

这种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决定了湖南旧石器文化的特殊地位，因这里具有典型的砾石石器工业和典型的旧石器埋藏地层——网纹红土，在我国旧石器文化研究中具有典型意义。

新石器时代考古。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全省较大面积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超过百处，其中收获最大的为：道县玉蟾岩，澧县彭头山、八十垱、城头山、鸡叫城，安乡汤家岗，石门皂市(下层)，汨罗附山园，长沙南托大塘，湘潭堆子岭，湘乡岱子坪，黔阳高庙，怀化高坎垅，靖州篷坡等处。

这些遗址的发掘，使湖南境内洞庭湖西岸(澧水流域)、洞庭湖东岸(湘江中下游)、沅水中上游等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系列和编年得以基本建立。1995年玉蟾岩洞穴遗址发现了距今超过1．2万年的稻谷，这是目前世界上所出已发现最早的有人工干扰痕迹(即可能开始驯化)的稻谷。

1988年澧县彭头山遗址所出的红烧土块和陶器胎壁内发现有炭化的稻谷谷壳，研究者鉴定后认为属栽培稻。

1997年澧县八十垱遗址范围内的古河道中出土了上万粒保存尚好的稻谷和米。同年，在澧县城头山古城址内发现了距今6400－6500年前的占稻田和配套设施水塘和水沟。这一系列发现，对于确立长江中游，特别是洞庭湖平原在稻作农业起源过程中的地位有特殊价值。

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筑造于6000年前的城，它是至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城，对于研究文明的起源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汤家岗遗址和高庙遗址出土的印纹白陶器，纹饰的精美令人叹为观止。这种高超工艺远播到长江下游、汉水上游和珠江流域。

湖南是南方地区出土商代和西周早期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之一，极多举世闻名的重器，如人面方鼎、四羊尊、象尊、牛尊、豕尊、戈卣、癸卣、虎食人卣、枭卣以及众多的大铜铙，总数超过400件。

几十年来，研究者对这些青铜器的来源、族属和历史背景有诸多推测，但终因它们均非科学发掘出土，缺欠确切的地层依据，长期来在学术界成为争讼不休的问题。近20年来，湖南考古学者除加强这些青铜器本身的分群研究外，更着力于加强对同时期遗址的发掘。

通过对遗址中遗迹、遗物所反映的商代和西周早期古文化的研究，寻找与以往零星出土和收集的青铜器的切合点。成效显着的有对岳阳铜鼓山、望城高沙脊和宁乡炭河里等遗址的发掘。

铜鼓山遗址的最早地层相当于商代早期，且出上陶器具有非常强烈的商文化因素，表明商文化此时已跨过长江，长驱直入。

高沙脊遗址时代为商末周初，已清理了数座随葬有青铜器的墓葬。所出大型铜鼎有表示族名的铭文，应系中原商民族遗物。而小铜鼎、小铜尊，似已开湘江流域西周以后越式青铜器的先河。

遗址内还发现了一些表明存在冶铜业的证据。但这些小型铜器与大铜饶有一定的时差，且水平远不如大铜铙。因此，还很难判定为国际、国内学者瞩目的大铜饶是否为湘江流域本地制造。

宁乡黄材炭河里遗址附近及周围数十里范围是出土商周青铜器最多的地方。对这些青铜器的来源和历史、文化背景，虽有诸多推测，但终因得不到田野考古发掘的支持而无法论定。近几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炭河里遗址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发现了筑于西周早期的城墙、壕沟和大型建筑基址。城原来面积甚大，后因沩水多次泛滥而冲毁了一大部分。在城外还清理了数座西周早期墓，这些墓中有零星铜器出土。

有学者推断这座城是周灭商后，中原和江汉平原的商遗民南逃所建方国的都城，这些大型建筑基址可能是方国宫殿基址，进而推断宁乡黄材周围和湘江下游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包括大铜铙)有可能是三千年前在广布铜矿、又属商人方国的江汉平原东部制造，后被这些南下遗民带到湘江下游的。这当然只是一种猜测性的说法，也缺乏有力的证据。

楚汉两晋考古重心仍是对古墓葬的发掘，常有重大发现。临澧九里楚墓群、长沙浏城桥楚墓、湘乡牛形山楚墓是至今发掘的最大、最重要的楚墓。

九里楚墓群中的多座大墓极可能是楚国封君的墓葬。长沙陡壁山一号墓(曹墓)、象鼻咀一号墓和”渔阳”墓，均属西汉前期吴姓长沙王室的墓葬，虽均因被盗而遭严重破坏，但仍出土了玉器、漆器等大量精美文物，仍可准确复原只有帝、王才能使用的“黄肠题凑”棺椁制度。

属于列侯一级的墓葬有西汉前期的长沙马王堆、二号墓，即软侯利苍及其夫人墓；有时代相近的沅陵虎溪山一号墓，即第代沉陵侯吴阳墓，以及属西汉后期的永州鹞子岭一、二号墓，即第三代泉陵侯刘庆及其夫人墓。属于高级贵族的墓葬有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墓主是利苍的儿子，是否为第二代轪侯存在争论)和砂子塘一号墓。

这些墓的棺椁，出上的帛画、帛书、竹简、漆木器、铜器、乐器、兵器、丝织品和服饰，均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晋代墓葬中最重大的发现是安乡黄山头西晋刘弘墓，这座镇南将军的墓葬规模不是很大，但所出玉器、金器却堪称精美盖世。

东晋至宋元考古收获最丰硕的一项是对窑址的发掘。重要的有：最早使用匣钵烧造和用点彩作装饰的东晋至初唐湘阴窑(即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所称的“岳州窑”)；首创釉下彩，产品远销海外儿十个国家的唐代长沙窑(又称“铜官窑”)；以粉上彩釉绘花为特色而独树一帜的宋元时期衡山窑；还有仿造多种外地名窑，既有釉下粉彩、也有釉上彩绘，时代属于南宋的湘乡棋梓桥窑。

宋元之后，湖南陶瓷沉寂了四百多年，它的再次重放光彩，则要等到晚清，其标志是以釉下五彩为特点的醴陵窑登上舞台。

湖南古代文献资料的出土数量惊人。除马王堆一、三号墓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外，最重要的还有慈利零阳楚墓中出土的战国竹简、龙山里耶古城一号古井中出土的秦简、长沙走马楼古井中出土的三国吴简。这些简牍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丰富，为研究当时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最具价值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