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体、科学、教育 湖南人民出版社《湖湘文化大辞典上卷》第482页（3273字）

湖南地处内陆，位于长江以南，地形大体为袋状形，东、南、西三面环山，平均海拔高约1000米，北面为浩渺的洞庭湖。

在古代交通条件下，要通过洞庭湖出入湖南，比翻越高山出入更为艰险。加之湖南远离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这就造成了无论从地域上还是文化经济上相对封闭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在古代，湖南军事上的地位并不重要。湖南曾一度成为军事战略要地，应该是在东汉末及三国时期。三国时，吴、蜀两国争夺荆州，在蜀，是要从东面寻找一条出川的通道，以进入中原争夺霸权；在吴，则是为了稳固其控制的长江流域的中游，维持一条进入中原的要道。吴、蜀两国争战多年，湖南地区也是战场，发生过几次大的战斗，但关键战役，还是在湖北境内的长江出三峡处。

湖南在军事上开始产生影响是在近代，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

太平天国兴起之时，清政府倚为支柱的八旗军和绿营军已十分腐朽，根本无法抵御太平军锋，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清政府不得不动员各地自组地方武装，以配合政府的军队围剿太平军。

在这种情况下，由湖南地方士绅为主组建的“湘军”得以建立，并迅速发展壮大，成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

湘军得以迅速崛起并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湘军的组建者和主要骨干是一批读书人或士大夫，他们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其核心是维护中国传统道统，维护现有正统政权，与太平天国的以基督教思想为指导，以改朝换代为目的，是针锋相对的。湘军的政治纲领，更利于调动社会上层和知识阶层。第二，湘军的经费基本自筹，设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经费筹措和后勤保障机制，这使得它有了较大的独立性。

第三，湘军的组织结构注重师生、同乡、宗亲等，以传统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这使得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都较强。第四，湘军在管理、训练、作战和后勤保障方面，均有一套完整的实践和理论。

可以看出，湘军已不是一支帝制下的旧式封建军队，而具有由旧军队向近代军队过渡的雏形。因此，湘军成了它之后所有军阀军队的楷模，而曾、左、彭、胡等湘军核心人物，则成了军人和军阀的榜样。

其影响的地域，已远超湖南一域，而及于全国；其影响的时间，也及于整个中国近现代；其影响的范围，已不仅仅是军事方面，更及于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各个领域。一个以军事起家，其实体实际只维持二十余年的地方性军事集团，在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这是值得注意的。

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为目的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如果说，孙中山是辛亥革命时期最伟大的政治领袖，那么，黄兴则是辛亥革命时期最伟大的军事领袖。

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共同组建的中国同盟会，其主要军事骨干均为原华兴会的湖南籍人士。这显示出自晚清以来湖南在军事文化和军事实践上一种特有的传承。

以黄兴、蔡锷等为代表的湖南籍革命军人，无论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十余年间所进行的反对清政府统治的武装斗争中，还是辛亥成功以后，为维护新型的共和政权而进行的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事集团统治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与其湘籍先人一样，作为军人，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也同样地敢为而不畏死。

但是，他们与其先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的政治诉求是符合历史潮流和时代进步的共和、民主追求，而不是以宗法为纽带的偏狭地方利益集团或个人名利的追求。这批革命军人已经是新型的近代军人。作为军人，他们身上彰显出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也走在时代的前头。

辛亥革命胜利后，经过短暂的袁世凯和北洋集团威权统治，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广州成立广东革命政府，并且实现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还在苏联帮助下创建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创建之初，投考该校的青年中以湖南籍人士最多。

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了国、共两党的军事和政治骨干。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进行旨在推翻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其时湖南的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茶，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的行动。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其中，发生在湖南的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城市的道路。毛泽东在此期间创立了一系列军事政治原则，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战“十六字诀”等等，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军的根本原则或战略战术指导。这一系列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有着湖湘军事文化的影响。

1937年至1945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一次伟大战争。抗战八年，在正面战场，中日军队有过22次大的会战，其中有6次发生在湖南。这6次会战是1939年9月至1940年1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至10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的第三次长沙会战，1943年11月至12月的常德会战，1944年5月至8月的长衡会战，以及1945年4月至6月的湘西会战。整个抗战期间，虽然日军在1938年即占领了中国沿海大部分港口，在内地，北面攻占了武汉，南面攻占了广州，但是直到1944年，日军始终无法从军事上贯通南北，也无法越过湖南向西进犯大后方。

湖南不仅在军事上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东部屏障，而且还是粮食、棉花等抗战战略物资最重要的供应地。8年间，湖南人民还为抗战提供了近200万兵员。

湖南在抗战期间，成了正面战场的最主要战区之一，除了其在军事、经济、人员等方面的重要战略地位之外，应该看到，湖湘文化中蕴含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优秀传统，以及湖湘文化中优良的军事传统，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最后一战——湘西会战(雪峰山会战)发生在湖南，中国军队取得胜利，以及中国政府将日本向中国投降的洽降地选择在湖南芷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抗战胜利后，从1946年开始，即爆发了全面内战。经过3年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开始。在3年的战争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原则和战争战略原则，如“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及“十大军事原则”等等。

这些原则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其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分明又有着湖湘文化的浸润。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十大元帅中有3位湖南籍人士，十位大将中有6位湖南籍人士，这并不是偶然的。

湖南自近代以降，在军事领域的影响不断扩大，形成了独有的军事文化传统，其显着特点在：一是军事行为为高远的政治目的服务，军人始终有着显明的政治追求；二是特别注重军事行为中人的作用，既讲求人与人的关联和组织，也鼓励个人尚武敢死的精神；三是在具体的作战行动中，讲究战斗的战略目的性和战术运用的有机结合；四是执着于中国传统，又十分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成份。

湖湘军事文化，其影响所及，已远远超出了湖南地域，也远远超出了军事范畴，并一次次地影响着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