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　1974(1)

出处：按学科分类—综合性图书 江西人民出版社《西方心理学名著提要》第329页（6663字）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当代美国着名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被西方誉为“新左派哲学家”。

马尔库塞生于德国柏林一个犹太家庭。他曾在弗莱堡大学先后求教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创始人海德格尔，并于1922年完成了博士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获得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2年马尔库塞因与其老师海德格尔产生了政治上的分歧而离开弗莱堡。此时，他结识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新任所长马克斯·霍克海默尔，并成为该研究所的成员。1933年希特勒执政时，他便亡命日内瓦，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设于此的办事处供职。1940年他定居美国，并在法兰克福迁往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研究所主持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任职，战后任东欧组组长。后他又先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勃兰第斯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但不论身处何时何地，他所热衷的都是积极干预现实。尤其是在60年代末西欧、北美出现的学生造反运动中，他倾注了极大热情，且因之被冠以“精神领袖”、“青年造反之父”的头衔。1979年7月29日，他应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之邀赴西德访问途中，逝世于施塔贝恩克，终年81岁。

马尔库塞的主要思想均体现于他大量的着作中。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现象概要》(1928)、《论具体的哲学》(1929)中，首先提出了一种被称为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学说，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解释成为为实现完整的人而解放必然的新现实的激进行动的理论。他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材料》(1932)中，则提出有两个马克思，并要求回到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去的观点。在《哲学与批判理论》(1937)和《享乐主义》(1938)中，他认为，对存在的批判是哲学的重要功能。此一观点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着名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在《理性与革命》(1941)中，他将黑格尔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基本精神，即对现实的批判态度，融人马克思的思想中，且试图揭示马克思理论中的黑格尔思想根源，进而提出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爱欲与文明》标志着马尔库塞思想上新的转折，即用弗洛伊德理论补充马克思思想，并以此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予以深刻批判。此外，还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1958)、《单面人》(1964)、《论解放》(1968)、《反革命和起义》(1972)等系列批判性着作。

《爱欲与文明》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在现实原则的支配下”的爱欲与文明做了阐述。

弗洛伊德理论认为，文化不仅压抑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直至人的本能结构。然而这种压抑又是文明进步的前提。文明是以彻底抛弃本能的纯粹自在的满足为出发点的。由于本能受到社会—历史世界的影响，其需要和满足的目标必然发生变迁，弗洛伊德称此转变为快乐原则向现实原则的转变。他指出由快乐原则统治的无意识构成了“较古老的主要过程”，无意识过程追求的是快乐的获得，而这一获得将与外部环境发生冲突。经历了无数次不能完全的、无痛苦的满足需要的失望之后，个体心理逐渐接受了一个新的原则——现实原则。现实原则教会人们去获取受到限制、延迟了的，但又是更安全保险的快乐，于是现实原则修正了快乐原则，但同时也改变了快乐的实质。快乐原则尽管受到外部现实的挫折，但它仍保存在无意识中，并不断影响着现实本身，文明的禁忌史和隐蔽史是被压抑物回归的有力证实。隐藏在无意识中的满足与幸福也总是萦绕于心头，它仍记忆着个体过去的、实现完全满足的那个阶段，而且还不断地对未来提出要求。精神分析解放了这一记忆，从而使个体受压抑不再具有合理性。

弗洛伊德从两个层次上分析了压抑性心理机制的发展。从个体发生史上看：作为心理结构三大层次之一的本我，是无意识与本能的主要领域，它不受时间影响，没有任何道德，只追求本能需求的完全满足。在外部环境影响下，一部分的本我逐渐发展成了自我，自我作为使本我免受灭顶之灾的保护人，不断地协调、改变、控制本我的本能冲动，并使之与现实相一致。在婴儿对父母的长期依赖中，超我产生了。它来自于父母及其他社会机构强加于个体的外在约束力并内投于自我，最终使压抑成为了无意识的、自然的东西。自我、超我的形成，使得现实原则成为合理，它要求个体在缺乏这一基本事实面前学会限制，学会以工作去获得满足。这样一来，快乐受阻碍，痛苦理所当然地盛行，本能被迫受到压抑，个体不断地习惯于异化的劳动，有限制的快乐。从属系发生史上看：最早的人类集体是由父亲对所有人的统治而建立并维持的。他独占快乐，并剥夺儿子们的快乐，使他们将本能能量引向不快乐但又是必要的劳动上去。因此父亲对他们的约束也是其统治继续履行功能的前提。父亲对快乐的独占显示了他的成功，尤其是他创造了集体赖以生存的“秩序”，因而他的统治又是合理的。这使得后来儿子们在“弑父”后分享父亲的快乐与权力中带有“负罪感”，弑父成了最大的罪孽。新的父亲为确保其统治也必须压抑快乐，并使被压抑的部分本能能量开始在“工作”中得到升华。由于“在无意识的记忆痕迹中存在着一种对过去的印象”，原始状态在文明史上的回归得以实现。快乐原则被现实原则取代，父亲的专制垄断转变为有限的教育和经济权威，原有斗争目标即母亲也被改变。统治已远远超出了个人关系的范围，它创造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有秩序的满足人类需要的机构。

弗洛伊德指出为了使对日益扩大的攻击进行卓有成效的防御，就必须加强性本能，因为强大的爱欲才能束缚破坏本能。然而文明的存在又要求对爱欲进行管制，因而文明无法突破对本能目标的抑制与转移。文明首先是工作的进步，尽管有一些工作(如从事艺术工作)可提供力比多的满足，但大部分仍是痛苦的异化劳动。它不能满足个体的需要，因此文明的升华的要求就必然削弱与爱欲的联系。另外，在活动中得到升华的破坏性从自我转向外部世界，可以确保文明的发展。但破坏性冲动的目标是生命本身，而不是其他外在目标，因而它仍可能毁灭生命。后期工业文明对生命的破坏使破坏性得以延续下去，增长的财富与知识也提供了破坏的手段。于是本能压抑的需要被加强。在这一压抑过程中，成熟文明的权力制度的统治亦越发客观化、普遍化、合理化，最终使压抑也变得非人为化，成了劳动的合理功能。与此同时，文明的进步又会使这种合理性变得荒谬。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财富，劳动的合理化和机械化减少了异化劳动中本能能量的消耗，从而使解放出来的能量能为个体的自由消遣所服务。但也使得维持压抑的合理性同步增大。在现实原则统治下，如今超我的形成越过了个体化阶段，自我通过现代化的交际工具与手段过早地社会化了。父亲不再是权力的拥有者，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的权力机构，于是超我的形象随之非人格化了。加上劳动的完全异化，个体与文明现存联系松弛了，个体不再是自我生命的代言人，因此现实原则就失去了作用。

弗洛伊德的文明理论一再指出一股逆流，虽然此逆流在既存文化看来是破坏性的，但它是破坏压抑，超越现实原则，达到另一种存在。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与西方哲学的主流汇合了。自亚里士多德将逻各斯(存在的本质)定为一尊以来，逻各斯与理性的区别甚微。这一理性观与那些从属于快乐原则的机能与态度则处于激烈的对抗之中。两者之中，理性似乎更有利于确保人类的生存，于是逻各斯逐渐成为统治的逻辑。亚里士多德认为神的努斯是存在的最高峰，它在任何状态下都只是其自身，不受外在东西的限制。这一思想到了黑格尔那里，则被作了最大的努力来证实它支配世界的原则的有效性，不过仍旧求助于神的努斯，其实现亦只能由绝对知识和绝对观念来完成。可见，这一过程是个圆圈运动。西方哲学的主流随着逻各斯体系的建立而终止。以后，统治的逻辑不断受到挑战，其中最激烈的是尼采。他揭露了西方哲学的谬误：人的软弱、悲观、对反抗的压制，对满足的压抑等等。他抛弃了理性的传统形式，打破了封闭的圆圈，且如实看待有限物的具体的永恒回归，即对存在采取爱欲态度的意志和命令。弗洛伊德文明理论也发展成为这种哲学原动力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存在的本质就是爱欲，这与传统的视逻各斯为存在本质的观点相异，而是恢复了早期柏拉图哲学所持的观点，即文化不是压抑性的升华，而是爱欲的自由的自我发展。

本书在第二部分“超越现实原则”中，首先分析了现存现实原则的历史局限。弗洛伊德认为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但从其论述中又可以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他说文明的冲突是普通的缺乏和生存斗争引起的，也就是说，生存斗争中压抑性的本能组织是源于外部因素，并非是本能的“本性”所固有，而是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并且阻碍非压抑性文明假设的死亡本能也是由外部因素构成的。而在现阶段，社会富庶使得这一外部因素减少，也使这一斗争不再激烈。

既然现存的现实原则有此局限，是否可以设想在成熟文明条件下力比多可否得到非压抑性的发展呢?弗洛伊德十分重视“幻想”作为一种甚至在发达的意识领域中仍能摆脱现实原则束缚的心理活动的作用。幻想保存了被压抑的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的观念，保存了被禁忌的自由形象。现实原则的确立导致了心灵的破损，心理机制的主流被导入现实原则，而另一部分(即幻想)则不受其支配。因为它的软弱、虚无，而使之继续为快乐原则服务。在这里，个体与整体、幸福与理性得以调和。尽管现存原则视之为乌托邦，但幻想仍坚信这一和谐的实现。幻想的这一真理价值，使得没有压抑、没有忧虑的生命形象可能产生。于是在成熟文明下真实自由有了可能性：缺乏为压抑性现实原则提供了基础，而文明的进步损害了这一基础。但不论富庶与否，人类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额外压抑(即与基本压抑相区别，为统治所不可少的约束)可以消除。在最适当的条件下，成熟文明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使人无痛苦地满足需要，这样压制被瓦解了，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对抗也朝着快乐原则方向变化。爱欲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非压抑性的现实原则解除的是额外压抑，它的出现只会改变而不破坏劳动的社会组织，因为爱欲的解放可以创造新的、持久的工作关系。

在被幻想保存在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文学艺术中的陌生的真理面前，操作原则的文化退却了。作为非压抑性文明中人类生存的原型——俄耳浦斯⁽²⁾和那喀索斯⁽³⁾，代替了作为操作原则的英雄原型普罗米修斯。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都拒绝了正常的爱欲，这不是为了禁欲，而是为了某种更完整的爱欲。他们的形象调和了爱欲与死欲的关系，他们对世界的经验否定了维系着操作原则世界的东西。人和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被克服了。存在被看作是满足，它把人和自然统一了起来。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的形象是快乐和实现，是对基于苦役、统治和克制的文化的反抗，俄耳浦斯的爱欲改变了存在，他通过解放控制了残酷和死亡。他的语言是歌声，他的工作是消遣。那喀索斯的生命是美，他的存在是沉思。这些形象涉及到审美方面，因此它们的现实原则必须在审美领域去寻求和证实。

作为感性科学的美学，它始终抵抗着理性的压抑性统治，它确立了与理性秩序相反的感性秩序，在这里，快乐与自由、本能与道德相和解。从康德、鲍姆加登、席勒的哲学中可见，审美方面占据了感性和理性这两个人类生存的极点之间的核心地位。审美方面的基本经验是感性的，审美知觉伴有快乐，这种快乐来自对对象纯形式的知觉，表象乃是它本身。这样，“给予”对象的经验与日常经验截然不同，它是想象的自由消遣的产物，它解放了对象，使之成为自由的存在。美的秩序产生于支配想象消遣的秩序。这个双重的秩序是合乎规律的，因为规律本身是自由的，这种审美的“合乎规律性”把自然与自由，快乐与道德结合起来。对康德而言，审美方面是感觉和理智会合的中介。当审美功能成为文化哲学的核心时，非压抑性文明中，理性与感性的冲突消除了。借助审美功能的解放力量，重建文明，这一文明将包含新的现实原则。强调审美功能的冲动性和本能性，即审美功能通过某一基本冲动而发生作用，将“消除强制，使人获得身心自由”。它将使感觉、情感同理智的观念和谐一致，消除理性的道德强制性。他们认为对现存文明中的两极对抗的调节需要由消遣冲动完成，因为它的目标是美，是自由，使人类生存成为消遣，人将在表演中而不在需要中生活。总之，在审美方面，以非压抑性文化为目标的因素主要表现为：苦役(劳动)变为消遣，压抑性生产变为表演；感性的自我升华为理性的贬值，调和了这两种基本的、对抗的冲动；征服有碍于持久时间的满足。这些因素与调和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因素无异。

非压抑性秩序可能存在的唯一条件是，性本能借助自身的原动力，在成熟个体之间形成持久的爱欲关系。那么在消除了额外压抑后，性本能是否能发展出“力比多的合理性”，并且促进文明的更高发展呢?弗洛伊德认为，在操作原则下，为了维持大量的能量和时间用于非满足性劳动，必须实行压制，反对把肉体纯粹作为快乐的对象、手段。而在非压抑性现实原则下，随着额外压抑消除，以肉欲化的禁忌将相应地放松。肉体重新获得了性欲。由力比多的扩展导致的倒退，首先表现为所有性欲区的复活，因而也表现为前生殖器多形态性欲的苏醒和性器至高无上性的消弱。整个身体成了享乐的东西，成了快乐的工具。当然本能解放不只是力比多的释放，还有对它的改造，即把它从限于生殖器上的性欲改造成为对整个人格的爱欲化。被改造的力比多把纯粹性欲的各种表现结合进一个包括工作秩序在内的更大的秩序中，这时性欲趋向于自我升华。整个有机体都成了性欲的基础，同时本能的目标也不再完全体现在某种特殊的功能上，本能的领域和目标由于得到扩大，也就成了有机体本身的生命。于是性欲转变成了爱欲。爱欲的目标是维持快乐的身体，并带有工作的倾向。在这里工作与消遣同化了。异化劳动虽然也有“快乐”，但这些快乐与本能的满足无缘。而力比多工作关系中，快乐确实就在工作之中，而非游离于工作之外。这种快乐必定来自活动着的肉体器官和肉体本身，它使爱欲区活跃起来，或者说使整个肉体爱欲化，即力比多的快乐。

随着性欲转变为爱欲，生命本能也发展了自己的感性秩序。而理性就其为保护和丰富生命本能而理解和组织而言，也变得感性化了。在操作原则之外，对持久满足的追求，有助于建立扩大了的力比多关系的秩序。爱欲对理性作了重新规定，凡维护满足秩序的便是合理的。生存斗争成为一种合作努力，以求争取个体需要的自由发展，压抑性理性让位于新的满足的合理性，于是理性与幸福汇聚了。另外，在本能自身中存在着冲突。对本能满足的限制并不完全是压抑性现实原则从外部强加的，同时也是由本能自身确立的、接受的，因为这些限制有内在的力比多价值，即力比多道德。本能拒绝穷尽毕生精力来追求直接的满足，本能能够建立和运用障碍来获得满足，但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本能的限制不但不会否定快乐，还会有助于形成快乐。阻止非压抑性发展的最内在障碍是爱欲与死亡本能的纽带。因为死亡是对时间的最终否定，而快乐希望永恒。单单是对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的生命终结的预感，就已经在所有力比多关系中引入了压抑性成份，并使快乐变成痛苦。可见想在时间中保存时间，征服死亡，似乎是不合理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死亡本能根据涅槃原则起作用，它将趋向于得到一种无欲望的持久满足。这就意味着，随着死亡本能接近这样一种状态，它的破坏性也将降到最低。如果死亡本能的基本目标不是终止生命而是终止痛苦，那么生死冲突就会缓和。这样快乐原则与涅槃原则便汇聚了。同时，爱欲同化了死亡本能的目标，死亡的本能价值也改变，死亡可以成为自由的一个标志。死亡的必然性并不排斥最终解放的可能性。死亡同其他必然性一样，也可以变得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