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她急躁地醒来。是急躁，不是不安。还有一种终于等到了那一天，松了一口气的奇特的感觉。她不需要策划想象了，再过几小时就可以直截了当地采取行动。她在《新闻报》上看到，从瑞典马尔默来的北极星号轮船今晚在三号码头启碇。她打电话给洛文泰尔，暗示说她有一些关于罢工的消息想告诉他，不能让别的工人知道，答应傍晚去办公室找他。她说话声音颤抖，很符合告密者的身份。那天上午没有什么别的事值得一提。埃玛工作到十二点，跟埃尔莎和帕尔拉·克朗夫斯谈妥了星期天上街的安排。午饭后她躺在床上，合着眼，把已经安排好的计划重温一遍。她认为计划的最后阶段没有第一阶段那么可怕，她一定能尝到胜利和正义的乐趣。突然间，她惊慌地从床上起来，跑到五斗柜前，拉开抽屉。法因的信在米尔顿·西尔斯(1)的照片下面，是她前天晚上藏的。肯定不会有人发现，她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撕了。
如实地叙述那天下午的事情相当困难，并且也许是不合适的。地狱的属性之一在于它的不真实，这一属性使它的可怖似乎有所减轻，但也可能加强。一件连当事人几乎都不相信自己会干出来的事情，怎么能使别人信以为真呢?埃玛·宗兹如今不愿回忆的、当时混淆不清的短暂的紊乱，怎么能讲得条理分明?埃玛住在里尼埃路阿尔马格罗附近，我们只知道那天下午她到港口去过。也许在那条声名狼藉的七月大街上，橱窗里的镜子把她反映得光怪陆离，霓虹灯把她照耀得五光十色，贪馋的目光使她感到自己似乎一丝不挂，但是更合乎情理的猜测是，她开头在漫不经心的人群中徘徊，并没有引起注意……她走进两三家酒吧，看别的女人干那一行当有什么规矩，怎么交易。她终于碰到了北极星号的船员。有一个很年轻的，她怕自己会惹起他的怜惜温存；还有一个身材可能比她都矮，一副粗野的样子，她却认为合适，这一来，厌恶的心情就不至于打折扣了。那个矮男人带她进了一扇门，经过昏暗的门廊，转弯抹角地爬上楼梯，又是一个门廊(里面一扇窗上的菱形玻璃和他们以前在拉努斯的房子里的完全一样)，穿过一条过道，又进了一扇门，把门关上了。严重事件是超越时间范畴的，可能因为过去和将来的联系给砍断了，也可能因为组成事件的各个部分之间似乎没有关联。
在时间以外的那个片刻，在那阵天昏地暗、百感交集的迷惘的混乱中，埃玛·宗兹有没有一闪念想到过促使她作出悲痛牺牲的死者?我猜测是想过的，想着的那一瞬间几乎毁了她那不惜一切的计划。她想到(不可能不想)她目前遭受的这种可怕的事情，她爸爸以前也对她妈妈干过。她想到这里，有点惊愕，但马上昏昏沉沉地把它抛在脑后，那个男人大概是瑞典人或者芬兰人，不会讲西班牙语。对他说来，埃玛无非是个工具；对埃玛来说，他也如此。只不过埃玛是供他寻欢的工具，他则是埃玛借以报仇雪恨的手段。
埃玛一个人呆着的时候，没有立即睁开眼睛。床头柜上放着那个男人留下的钞票。埃玛支起上身，象先前撕信那样，把钞票撕了。毁掉钱和扔掉面包一样是造孽的，埃玛立刻有点懊悔。不过那样做是出于自尊，何况又在那一个日子……由于身体受到糟蹋而引起的悲哀和恶心淹没了恐惧。悲哀和恶心的感觉缠住她不放，但她还是慢慢地起来，穿好衣服。房间里一片灰暗，黄昏最后一抹光线也消失了。埃玛出去的时候，谁都不会看清她，她在街角搭上一辆往西开的无轨电车。按照预定的计划，她坐到最前排的位置上，以免别人看见她的脸。街上的行人和车辆没精打采地来来往往，并不了解她刚才的经历，她心里稍稍踏实一些。她经过的几个街区，房屋开始低矮，灯火也不那么明亮了，随看随忘，没有什么印象，最后在华纳斯街口下车。说来也怪，原先的疲乏竟变成了力量，因为这时候要求她全神贯注地实现这次冒险的细节，掩饰她的心思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