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职工对改革与生活改善的期望有哪些?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企业管理出版社《工会工作手册》第74页（5718字）

改革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住房、物价、医疗保险等体制改革的加快必然会极大地影响广大职工的利益得失。因此，研究和分析我国职工目前对改革的期望与生活变化的预测，会对我们把握职工的改革要求与取向以及职工对改革的承受能力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职工对改革的期望

总体来看，目前职工对改革的期望，已经从治理整顿之前的带有盲目性的乐观期望，转为比较实际的审慎判断。从对改革的全面认同转为有保留、有选择的认同，从与社会各阶层比较一致的认同转为与其他阶层有较大差距的认同。这种情况说明，十余年的改革，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职工群众的思维定势，已经使职工群众的物质利益获取机制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使职工参与社会财富及权力分配的体制和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具体说来，由于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和各单位的情况不同，职工个人所在企业、家庭和个人状况不同，职工对不同改革内容的具体期望也就有一定的差距。

(1)职工对物价体制改革的期望

物价改革一直是职工十分关心的主要改革内容。随着近年燃料、蔬菜、副食品、交通、邮电、粮油等一系列关系职工日常生活的商品价格的改革，职工对物价改革的期望已经较1988年以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谓根本性，是指在1988年以前，大部分职工对物价改革的感受是：物价改革不会导致职工实际收入下降，物价总会是比较平稳的。在全总1988年所作的调查中，认为价格体制改革会导致“物价不稳”和“收入下降”的职工占被调查职工总数的17%，从正面理解的职工比例达43%。而在此次调查中当问到“对粮油提价的态度”时，尽管从正面理解的比例为44%，但认为补助额太少而实际收入下降的职工，占被调查的职工总数的56%。这种情况表明：目前大部分职工认为物价改革往往是“涨价”，而在这个“涨价”面前，收入的上涨速度又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因此，职工对物价体制改革的期望可以说是悲观大于乐观，具体的问卷回答证明了这一点。

当问到“对五年内市场物价的估计”时，职工中认为“物价水平均会下降”和“基本能稳定”的比例合计只有5．7%，干部的比例5．19%，工人中认为“上涨”的比例为46．32%，干部的比例为56．7%，工人中认为大致稳定但“波动大”的为10．66%，干部为12．53%，但工人中认为说不清的比例为37．15%，干部的为25．34%。这种情况表明，工人对物价改革的了解远少手干部。

(2)职工对住房体制改革的期望

住房体制改革是近年来较多提出的，一项涉及职工基本经济权益和日常生活的改革。由于我国职工人均居住面积较少，所以，大部分职工对住房体制改革的期望比较高。但由于已发生的其它方面的改革对职工物质利益的影响所产生的负作用，由于住房分配不公已是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由于职工收入增长有限，职工对住房体制改革的高期望中也含有一定的隐忧。总体来看，在住房体制改革的目的上，我国职工目前期望住房体制改革能够“消除分房中的不正之风”(选择此项的职工比例达30．59%)，“改变住房分配上的苦乐不均”(比例为28．66%)，“加快解决住房问题的速度”(比例为23．45%)，“使职工家庭消费结构合理化”(比例为13．45%)，“减轻国家和企业负担”(比例为3．53%)。在房改形式上，职工中期望推行“提租增赁”的比例为70．18%，期望“优惠售房”的比例为13．71%，期望“提租、售房不补贴”和“集资建房”的比例分别为3．69%和11．67%。在对房改的担心中，担心“房租高，承受不了”的职工比例为33．34%，担心“买不起”的比例为18．64%，担心“少数人占好处”的占12．44%，担心“买房子会降低生活水平”的占6．41%，在对房改应照顾的对象中，51．08%的职工认为应照顾生活困难的职工，27．09%的职工“反对照顾任何人”，15．61%的职工认为应“照顾老红军”，5．69%的职工认为可以照顾“解放前参加工作的离休干部”，只有0．49%的职工认为应照顾“领导干部”。这个比例低于被调查职工总数中科级以上干部比例(0．98%)，这表明职工希望房改能做到对领导干部和工人群众一视同仁。

职工对房改的上述期望表明了职工对住房完全商品化的顾虑和担心，表明了相当多的职工把住房体制改革与公平分房联系在一起，大部分职工仍然认为住房必须是比较平均化的按人头分，而不是完全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消除分房中不正之风”和“改变分房上的苦乐不均”两项合计其比例达到59．25%)，表明了职工对传统住房体制本质上的福利性质的需要与偏爱。显然这种期望是与本义上公平的传统住房体制受到权力不公侵害的现实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在调查中，我们感到“相当一部分群众对住房体制改革的商品化取向”表示不满，他们说：“有权的把房先分了，现在好不容易轮到我们分了，却又要让我们拿钱买?!”我们认为职工对住房体制改革的期望，本质是要求新的住房体制确立一个真正公平的住房分配机制，特别是要排除以权谋私和分配不公给住房分配所带来的影响。如果改革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这种期望，那么群众就必然会抵制这种“改革”，这样，职工对这种“改革”的承受力也就几乎为零了。

(3)职工对医疗保险体制改革的期望

传统医疗保险体制在相当多的职工，特别是老职工眼里，是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相联系的。因此，职工对医疗保险体制改革的期望较职工对其他方面改革的期望更少商品意识。在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诸项改革中，51%的职工最关心“劳保公费医疗”，32%的职工最关心“离退休生活保障”，14%的职工最关心“改善集体福利事业”，只有3%的职工最关心“待业保险”。这种关心“热点”的结构比例说明了我国职工目前在劳保医疗方面受到的压力较大，对这方面的改革有一种急迫感。

对于医疗体制改革，“不希望个人负担一部分医疗费”的职工占被调查职工总数的61．35%，“无所谓”的占14．24%，“可以接受负担”的比例为24．31%。

在个人是否交纳部分医疗保险金和养老保险金的问题上，“不希望交纳”的比例为37．1%，“无所谓”的为16．59%，“同意交纳”的为46．3%。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职工期望医疗体制改革的实行速度能够缓慢一些，不要让职工的开支增加太猛，这一点可以从较多的职工同意交纳一定的保险金，而较少的职工同意负担眼前的个人医疗费的不同选择看出，职工对医疗保险体制改革的承受力是极为有限的。职工这种期望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目前仍是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因而职工收入有限，难以承担较大的医疗开支；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职工担心所负担的“一部分医疗费”变成“大部分医疗费”，即对国家将推进的医疗体制改革的度有一个“较大”的预期。因此，医疗体制改革必须审慎从事，否则可能会引发起新的矛盾。

(4)职工对劳动体制改革的期望

劳动体制改革在涉及职工基本权益的诸项改革中起步比较早。在70年代末“三结合”就业体制推出后，1988年劳动合同制即开始在全国新增职工中实行。按理说，职工对劳动体制改革的压力应该感受较大，但从我国职工目前对此项改革的期望看，压力却不甚明显。

据调查对劳动用工制度的期望上，39．42%的职工认为“就业竞争会越来越激烈”，32．57%的职工认为“不好好干就会丢掉饭碗”，有27．88%的职工认为“在十年八年内不会有什么变化”。如果深入地分析，我们会发现，在认为“就业竞争将激烈”的职工中还有相当的一部分职工并没有把这个“就业竞争”与自己相联系，而是把竞争仅仅理解为新就业的人员之间的竞争。这点可由下一个问题的回答与这个问题的回答对照来看出：在对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的态度上，“赞成”的职工比例为42．28%，“无所谓”的为29．12%，“反对”的为28．52%。显然，后一个回答结果说明尽管在上一个问题的回答中“竞争激烈”与“丢掉钣碗”的比例合计为71．99%，但赞成劳动合同制的比例仅占这个合计比例的60%左右。这个比例差距还说明了目前我国职工对劳动体制改革的一种矛盾性期望，一方面认为改革后就业竞争会激烈，因而具备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又惧怕这种改革之后的局面出现，因而对这种改革又有较多的否定倾向。

对照1986年时职工对劳动合同制的态度，我们更可以看出，目前，职工对劳动合同制的推行后果，已经从一种不了解与个人得失的关系因而比较积极的期望，转为一种比较悲观的期望，因此反对的情绪也就较大。1986年时职工对劳动合同制的期望还多是从生产力的解放出发，对其持否定看法的仅为20．51%。

职工对劳动体制改革的悲观和否定性期望的出现，也是与职工在诸种改革中始终处于受相对剥夺的地位有关的，与劳动体制改革的本质是要打破相当数量的“铁饭碗”，特别是将打破工人的“铁饭碗”，这种客观趋势有关的。显然，在这种期望下，职工对既定的劳动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单独推进工人就业体制改革的心理承受力是很低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目前，我国职工对涉及其基本权力和切身利益的几项改革的期望都不如“七五”计划初期乐观。其中对物价、劳动体制改革的期望尤其悲观。这种情况说明当前的社会经济矛盾已经严重影响了亿万职工群众对改革的信念，说明了职工自身的权益意识进一步被迫地增强了。正是在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下，我国职工形成了对未来经济生活水平变化的期望。

2)职工对未来生活水平变化的期望

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与社会生活精神状态直接受职工对个人与社会未来的主观期望影响。当职工对未来的社会生活期望比较乐观，对个人将来的生活水平比较乐观的时候，职工对眼前困难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会大一些，生产积极性就会高一些。反之，当职工对未来的期望比较悲观的时候，其承受能力和生产积极性就会相对地降低。

受前几年治理整顿的影响，我国经济出现了“疲软”及效益下降的情况。这种不利的经济发展局面又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旧体制相持阶段混在一起，这样，我国职工目前对未来生活水平的期望就受这两方面的影响，更显得比较悲观。其具体情况表现在三个方面：

(1)职工对收入的期望

从一般情况来说，多数人会对未来的收入抱逐渐增长的期望。但从调查中看，目前职工对未来五年内的家庭经常性收入的期望却比较悲观，认为“能够增加”的职工人数仅占被调查职工总数的24．44%(其中认为“会有较大增加”的仅占总数的1．81%)，认为“会不变”的有10．7%，认为“会减少”的约19．22%，而“说不清楚”的比例则达到45．43%。经过折算，可见职工对收入的期望是增减大致各占50%(考虑到被调查总数中干部比例偏高)，这种情况表明职工对“八五”期间的收入增长所抱的期望值较低，“过紧日子”的观念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职工的心理定势。

(2)从职工的结构上看，工人的期望较干部的更显悲观

工人中认为收入“将增长”的人数比例大大小于干部的比例，更大大小于科级以上干部的比例，而认为“减少”的比例虽也小于干部的，但其差距不大，而“说不清”的工人比例远高于干部的比例。这种职业差异导致的对未来收入期望的差异，反映了工人收入的不稳定性高于干部，反映了其收入增长机制的差异，以及近年相对收入变化所造成的不同心理感受。

(3)职工对收入减少时的生活期望

职工对未来收入增长的悲观期望必然会影响到职工对现实和未来生活的计划。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当前职工对高档消费品的购买力下降，储蓄的相对增加；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职工对未来收入下降时的生活紧缩中。在调查中，我们对职工在未来收入减少时的反映做了调查：对于家庭收入将会减少10%时的情况，被调查职工中33．68%的人会“少存款或不存款”，48．83%的人会“降低伙食标准”，12．61%的人会“少买衣物”，“推迟购买大件商品”、“提取存款”和“借债”的合计有4．41%。对于由改革(如物价、住房等)造成的一定的经济损失，职工中有31．43%的人认为“只要对实际生活水平影响不大，则能接受”；有22．91%的人认为“政府硬要这样做，不接受也没办法”；有3．71%的人则认为：“无论损失大小，都不能接受”。

上述职工对收入减少时的反映，说明有近50%的职工对收入减少时的生活期望持悲观的态度，认为收入减少会直接使自己的日常生活水平，特别是伙食标准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