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459页（1658字）

我国敦煌文献的研究开始于1909年，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其中又可分为三个阶段。1909－1924年为第一阶段。我国学者目睹大批文物遭掠夺，一面吁请当局卫护劫余，一面设法取得被掠文献的录文和照片，尽速刊布。这一阶段由于文献的来源有限，我国敦煌文献的研究也受到限制。出版有罗振玉的《敦煌石室遗书》，蒋斧的《沙州文录》，李翊灼的《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着述目录》和王国维的《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文及通俗小说》等十几种书刊。1925－1948年为第二阶段。我国爱国学者，为打破劫夺者对我国学术研究的扼制，做了种种努力。1925年刘半农赴巴黎抄录敦煌资料。1934年以后，王重民、向达、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等相继去巴黎、伦敦转录和摄制大批敦煌文献，改变了以古写本四部书为主体的状况。刘半农编着的《敦煌掇琐》内有民间文学、语言文字、社会经济、官方文书多方面的资料，为敦煌文献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卷帙浩繁，检阅不易，为便于研究者使用这8000余卷教煌遗书，陈垣编撰了《敦煌劫余录》。这本目录对我国敦煌文献研究起了很大作用。许国霖编着的《教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则是整理研究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初步尝试。这一阶段由于资料来源扩大，研究范围除古写本四部书的整理研究以及佛教、道教、摩尼教等经典的整理研究之外，研究者更多注意文学、语言、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问题。专着有罗振玉的《瓜沙曹氏年表》，王重民的《金山国坠事零拾》、《敦煌本历日之研究》，陈寅恪的《秦妇吟校笺》，向达的《论唐代佛曲》和《唐代俗讲考》等。1949年至今为第三阶段。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以及巴黎、伦敦、北京图书馆的缩微胶卷在我国几大图书馆都有收藏，敦煌文献的研究一方面总结以前成就，一方面运用新的资料向专题研究发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编，1962年)的编辑与出版，是总结前50－60年所积累的关于敦煌遗书研究的成果。王重民着的《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是前50年中整理研究敦煌写本四部书成就的总结；《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总结了前半个多世纪关于变文资料整理研究的成就。姜亮夫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库》(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和即将出版的《敦煌学概述》，填补了敦煌学理论研究的空白。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开拓了俗语词研究的新领域，是敦煌文献研究的重要工具书，对推动敦煌文献研究起了积极作用。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向达等编的《敦煌变文集》，仁二北的《敦煌曲校录》等是专科教煌文献集，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敦煌资料》第一辑，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广泛的敦煌资料，对敦煌文献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76年以后，中断了10年的敦煌文献研究，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姜亮夫的《瓜沙曹氏年表补正》对罗振玉的《瓜沙曹氏年表》作了补正，贺世哲、孙修身的《〈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与姜亮夫商榷有关曹氏代张氏执政于何年，曹元德遣使于辽的原因等问题。王永兴的《试论勾官——唐代官制研究之一》，姜伯勤的《唐敦煌“书信”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则是对唐代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研究。利用敦煌文献研究我国古代经济问题的有张勋燎的《敦煌石室奴婢马匹价目残纸的初步研究》，施婢婷的《酒帐研究》，姜伯勤的《敦煌寺院文书中“梁户”的性质》、《论敦煌寺院的“常住百姓”》和《敦煌文书中的唐五代“行人”》。研究田制、户籍、赋役方面的文章有王永兴的《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宋家钰的《唐代户籍上的田籍与均田制》，唐耕耦的《西魏敦煌计帐文书以及有关若干问题》等。文学研究成绩突出有张锡厚的《敦煌文学》，任半塘的《敦煌歌辞集》等。对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以及被劫、收藏和有关目录进行全面详述的有周丕显的《敦煌遗书概述》、《敦煌科技书卷丛谈》和《敦煌遗书被盗、收藏及有关目录之考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