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语言文字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475页（3669字）
藏语是拼音文字，在汉藏语系研究中有极重要的地位。它有古老丰富的藏文文献，汉文文献虽比藏文的早，但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很难看出古代是怎样发音的，而藏文自创造起就能准确记录当时的语言。许多研究证明，6－－7世纪时的藏文可靠性相当高。因此，现在的语言学家都希望从藏语研究中得到一些启发，从而取得新的突破。
藏族很早就注意语言的研究，并有许多着作，为后人留下了众多遗产。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部分学者对藏语的现状进行了普查，摸清了藏语方言的大概情况和语音系统，尤其是对拉萨话了解得较深入。但仍有空白点有待调查，对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有待开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藏语的研究工作受到重视。张怡荪主编的《藏汉对照大词典》、周秀文、龙智博编的《安多口语词典》、西北民族学院编的《藏汉词典》、于道泉主编的《汉藏对照词典》等工具书相继出版。
目前，现代藏语描写研究和敦煌古藏文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汉藏历史语言比较研究也有所进展。
(一)藏语现状中的方言 格桑居免的《藏语方言概要》(中央民族学院60年代初编写的教材)，对藏语三大方言的基本特点和彼此间的差别作了概述，是新中国成立后藏语方言研究最早的专着。瞿霭堂、谭克让合编的《阿里藏语》、格桑居免的《巴唐藏语语音系统》等，填补了藏语方言研究上的空白。对于藏语方言区的划分，一般分为三大方言，即康方言、安多方言、卫藏方言。近两年胡坦主张将藏语划分为两大方言。即有声调方言和无声调方言。杨士宏也认为，这种三分法似乎有点笼统，如安多方言中的洮迭藏语，更接近于“康”、“藏”方言，是以声调来区别词意的语言(《试论洮迭藏语的语音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渊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二)现代藏语中的语法 韩镜清、周秀文各自编写的《拉萨口语语法》，是60年代初对藏语语法进行系统研究的着作。此外，许多研究者还对某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金鹏认为，在现代口语里，除牧区外，动词的曲折形态更简化，已失去表达语法意义的作用。他还认为，在藏语拉萨语里，动词有“式”的语法范畴，分特陈式、泛陈式、判断式、推断式、拟测式、命令式和否定式等7种(《西藏现代口语动词的时态和体及其表达方法》，《西藏研究》1984年第3期；《藏语拉萨话动词的式及表达方法》，《西藏研究》1983年第1期)。胡坦认为，藏语主要靠在名词后头加标志的办法，这种标志可以叫格标志或格助词(《拉萨藏语中几种动词句式分析》，《民族语文》1984年第1期)。谭克让认为，阿里藏语在构词中减缩式代替常式的现象比较稳定。在语法形式上，常式却仍发挥着重要作用(《阿里藏语语法形式上的音节减缩现象》，《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就整个语法体系而言，中新泰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语言的历史演变，传统文法中的虚词在口语中用得不太普遍，新出现的大量常用的虚词和用词造句的规则，在传统文法里却得不到反映。因此，现存的藏文文法不够完善，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充实(《藏语语法教学中的继承和创新问题》，《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瞿霭堂也认为，发展到现阶段的藏语，处于两种语法结构类型之间，即处于以虚同、词序为主要语法手段的缺乏形态和富于粘着性、相对丰富的形态之间。建立藏语的语法体系，应抓住藏语的形态已降至次要地位这一特点(《论藏语的语法体系》，“西南地区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1983年)。
(三)比较语言 这主要是各民族院校为适应教学的需要，对藏汉语言所进行的比较研究和探讨。邓卫群将藏汉两种语言词义间的差异概括为：词义概括程度的差异，词义分解现实的差异，词的内部词义聚合的差异，词的系统中意义结构的差异(《藏、汉语词义差异初探》，《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金鹏认为，藏语代词和汉语一样，可分为人称代词、指示代词、不定代词、疑问代词四类(《藏语拉萨话和汉语普通话代词的比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车得驷认为，如果把汉语的被动态的表达描述为“受事主语，+‘被’+施事者+谓语”的话，与此相对应的藏语是“宾语+讥+施事者+主动者格+谓语”。若将两式均变成主动态，则为“施事者+主动者格+宾语+谓语”与“施事者+谓语+宾语”(《汉藏语被动语态表达形式的对比试析》，《西藏研究》1984年第2期)。中央民族学院语言教研组编写的《汉藏语言概论》一书，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了综合和总结。
(四)藏语的历史语言 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就古藏语的辅音及辅音变化对声调演变的影响作了某些探讨。古代的藏语有丰富的辅音韵尾。现代藏语的安多方言、嘉绒语和羌语北部方言等，较多地保留了古韵尾。华侃认为，安多藏语中除复辅音韵尾已全部失落外，从单辅音韵尾的简化情况来看，一般先从擦音s开始，其次则是i的脱落或与d合并。从农区话来看，*d和*b也正处于脱落的过程中，双唇鼻音*m则正处于与舌尖鼻音*n合并的过程中。由于辅音韵尾在演变中减少，韵母的结构也有了新的调整(《安多方言复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的演变情况》，《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黄布凡认为，卫藏地区不带前置辅音的浊塞音变成清音的时间，早于12－－13世纪。主要变化是复辅音简化，前置辅音的脱落、合并，部分基辅音和后置辅音结合变为新的单辅音(《十二、三世纪藏语(卫藏)声母探讨》，《民族语文》1983年第3期)。胡坦、瞿霭堂认为，韵尾简化引起的另一个后果是声调的再分化。通常舒声韵尾使声调变平，促声韵和擦音韵尾使声调变高。藏语声调与声母的关系，主要是声母清浊或复辅音对于声调演变的影响(《谈谈声母清浊对声调的影响》，《民族语文》1979年第2期；胡坦：《藏语拉萨语声调研究》，《民族语文》1980年第1期)。冯蒸则认为，藏语声调的产生与发展，首先应该是韵尾使声调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然后又因声母清浊或复声声母的影响，使声调二分为四或三分为六。藏文韵母系统主要是韵尾系统对藏语声调系统的影响(《试论藏文韵尾对于藏语方言声调演变的影响》，《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另外，车谦提出了藏学界关于藏语复合元音问题的新观点，认为古藏文中除a、i、u、e、o五个单元音外，还存在复合元音“oe”和长元音“ee”。由原来的vbre1 sgra和bged sqra发展而来(《古藏语里有复合元音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五)藏文文字起源问题 藏学界据藏文历史文献的记载，一般认为现代藏文是公元7世纪时吞弥桑布扎所创造。但也有部分学者不赞同这一说法，如王辅仁认为：文字是群众的创造，即使有吞米这个人，他也只能是在创立藏文的过程中起过整理、总结的作用，把文字的创造完全归功于某一个人是不对的。文字是社会发展到一个阶段的必然产物(《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王尧认为，一种文字的创造、流传、使用，以至完善化都得有个过程，因此，藏文的历史应该更早一些(《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关于藏文是以什么文字为蓝本创造的，藏学界也有不同意见。王辅仁认为：从藏文字母的形式来看，藏文与7世纪时流行在印度西北部的笈多文(Gupta)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群培多杰认为，藏文史籍中关于藏文是仿照“蓝杂”和“瓦都”二种字体创造的说法，是正确的。藏文的渊源是象雄之本文(《藏文渊源初探》，《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六)藏文文字发展问题 据藏文史籍记载，藏文自创制以后曾经历过三次改革。觉顿·仁钦扎西认为：第一次厘订文字在吞弥桑布扎至赤松德赞时期、第二次厘订文字在热巴巾以前，由噶、觉、尚三位译师进行，第三次厘订文字是在译师仁钦桑波与达玛巴拉博扎之间进行(《丁香帐——藏文古今词语辨析》)。旦巴嘉满认为，第一次厘订文字在热巴巾时期，第三次厘订文字在古格小王绛曲沃时期。端智嘉、陈庆英等认为，第一次厘订文字在赤松德赞在位的时期，第二次厘订文字是在赤德松赞塞那累时期进行的，第三次厘订文字是从译师仁钦桑布开始逐步进行的。其文字字形的改变是在第三次(《吐蕃赞普赤德松赞生平简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王辅仁认为，开始于塞那累时期，直到热巴巾时告一段落的文字规范化改革，是靠强力推行的。然而却收到了巨大的效果(《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