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文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476页（4774字）

藏族文学的研究，是从民间文学开始的，包括民歌、故事、史诗和戏剧的研究。早在50－60年代，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西藏歌谣》。随后全国各地出版社陆续编辑出版了许多诗歌、故事集。不少学者也写了许多论文，对西藏民间文学的产生、发展及艺术特色等作了有益的探讨和研究。

对于藏族文学中优秀的作家文学及宗教与藏族文学的关系的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展起来。主要集中在仓央嘉措的情歌、米拉日巴道歌、贡噶坚赞的格言诗等较小的范围内。藏族文学与其它民族民间文学的相互影响，现在也有人开始进行探索，这方面的成果有和志武的《藏族文化对纳西文化的影响》、黄振华的《略述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中央民族学院编纂的“藏族文学史”等。

(一)古典文艺理论——《诗镜论》 才旦夏仲的《诗学通论》是最早介绍这方面的理论专着，后来一些学者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如索朗班觉文的《诗学概要明镜〈诗镜〉简介》、改觉的《〈诗镜论〉简介》等。其观点和意见比较一致。赵康认为，《诗镜》是古代印度梵语文学鼎盛时期，封建王朝的宫廷诗人旦志为了总结前人的文学创作经验，同时也为适应封建统治者需要写的一部论述诗的写作技巧的理论着作。传入西藏后，和藏文古体诗的创作相结合，成为藏族文学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诗镜”及其在藏族诗学中的影响》，《西藏研究》1983年第3)期。王沂暖、唐景福等认为，这部有关文学理论与修辞规律的书，虽然原着者为印度人，但藏族学者在理论与形式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对此书的研究成了藏族僧侣贵族学者们的一种专门学问，并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形成了一种趋重形式和唯美主义的文风，与民间的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藏族文学史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三)藏族民歌 佟锦华、卓如等认为，传统民歌的特点是深刻反映了被压迫农奴的悲惨处境及其反抗精神，艺术地概括了人民群众对社会政治经济及战争等的见解和态度；用形象和比喻衬托和渲染思想感情，借用绚丽的想象，表达出他们殷切的期望和乐观主义精神，有其特有的泥土气息和水草的芬芳(《藏族民歌的特色》，《西藏研究》1983年第3期；《藏族民歌选》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马学良、张经武等认为，藏族民歌反映了藏族人民朴实诚挚的思想感情、对封建农奴制的反抗和对幸福美好未来的向往，它植根于人民的心里，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藏族情歌序言》，长江文艺出版社，1956年；《西藏歌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三)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 1958年青海省成立了《格萨尔》工作组，并在1962年先后出版了汉文、藏文的《格萨尔王传》中的《霍岭大战》上部。因十年内乱的影响，《格萨尔王传》收集整理工作被迫停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工作得到恢复。西藏地区也成立了《格萨尔》办公室，并出版了藏文《格萨尔王传》十几部。1980年和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与有关省区先后在四川、北京联合召开有关《格萨尔王传》的工作会议，研究有关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等工作。《格萨尔王传》的研究被列入国家“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目前，主要是抢救、搜集、整理阶段，并就《格萨尔王传》的部数、产生的年代及格萨尔其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格萨尔王传》到底有多少部，藏学界的认识不一。陶立璠认为；《格萨尔王传》大约60部，120万行(《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分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西藏格萨尔办公室的人员认为，《格萨尔王传》总数大约在100部左右。他们已收集到手抄本、木刻本、油印本、翻译本33种，52部，已知其书目137部。王沂暖认为，目前已收集的30万行，比世界最长的《摩诃婆罗多》长得多，总数可能近200部，约100万诗行(《“格萨尔”是世界最长的伟大英雄史诗》，《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对于这部史诗产生的年代，藏学界的看法也不一致。黄文焕认为，《格萨尔王传》最初产生于吐蕃时期(《关于“格萨尔”历史内涵问题的若干探讨》，《西藏研究》1981年第1期)。阿旺、徐国琼等认为，它产生于公元11世纪末。(《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中央民族学院的人员认为，它产生于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之间(《藏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健白平措认为，格萨尔王的故事大约产生在13世纪)《关于〈格萨尔王传〉的几个问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王沂暖最初主张《格萨尔王传》产生于15世纪或稍后，近年来根据敦煌文献中有关格萨尔的记载，认为格萨尔的故事最早产生于公元9世纪或稍前一些(《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格萨尔”是世界最长的伟大英雄史诗》，《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历史上是否有格萨尔其人，也是藏学界许多学者所关心和探讨的问题。王沂暖、丹珠昂奔等认为格萨尔是宋代青海地区的唃厮罗(开斗山·丹珠昂奔：《试论格萨尔其人》，《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任乃强、上管剑壁等认为是历史上的岭忽土司。阿旺、健白平措等认为是历史上安木多地区实有其人的林·格萨尔(《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健白平措：《关于〈格萨尔王传〉的几个问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黄静涛认为，与其把格萨尔作为历史人物的类比与附会，不如把他设想为文艺创作的典型，设想为历史现实人物的艺术的综合(《“格萨尔”序言》，《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黄颢认为《林·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不是历史的格萨尔，而是由藏族民间艺人创造的艺术的格萨尔。这个格萨尔既有林·格萨尔的历史素材，又有唃厮罗的影子(《藏文史书中的格萨尔》，《西藏研究》1984年第4期)。

(四)仓央嘉措及其情歌 段宝林认为，仓央嘉措情歌有巨大的反封建意义，强烈地表现了人民群众对理想爱情的追求，生动地体现了劳动人民的爱情观点和微妙的心理活动，它的思想感情是健康的、美好的，具有人民性，风格优美、形象鲜明(《西藏仓央嘉措情歌的思想和艺术》，《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降大任认为，“情歌”虽抒发的是仓央嘉措个人的感情，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深受农奴制压迫、没有人身自由的西藏各族人民的愿望(《仓央嘉措情歌的思想性和艺术特色》，《西藏日报》1980年5月20日)。毛继祖、王振华等认为，情歌是一个反抗封建宗教及禁欲主义的宗教叛逆者追求人身自由的心声(《试谈仓央嘉措的情歌》，《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仓央嘉措和他的情歌》，《青海湖》1980年第11期)。葛桑喇认为，仓央嘉措政治上无权，加之他向往世俗生活和自由，使他走上宗教叛逆者的道路。他的情歌运用了谐体民歌形式，以其丰富的想象和新颍的比喻，自成流派，独具一格(《一个宗教叛逆者的心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胡秉之认为，仓央嘉措情歌，既有反对封建农奴制和宗教的一面，又有对爱情朝秦暮楚、轻薄放浪、与宗教没有决绝的另一面(《论仓央嘉措的情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对于仓央嘉措的生平，藏学界也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牙含章根据《十三世达赖喇嘛传》和五台山有仓央嘉措的寺庙等，推断仓央嘉措死于五台山(《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王尧、葛桑喇等认为，仓央嘉措于1706年在青海湖边被拉藏汗害死(《一个宗教叛逆者的心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宋晓嵇认为，拉藏汗并没有害死仓央嘉措，仓央嘉措在甘蒙一带直活到60余岁才园寂(《对仓央嘉措的点滴见解》，《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庄晶、李学琴、黄颢、吴碧云等，依据《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密史》的记载，认为仓央嘉错死于蒙古阿拉夏，终年64岁。

(五)藏族文学中的作家文学 王沂暖、唐景福认为，11世纪末叶至13世纪初出现的米拉日巴道歌、贡噶坚赞的萨迦格言，反映了当时藏族人民要求合理征收赋税，反对横征暴敛，反对宗教上的欺骗剥削等进步思想，有些格言对人民有教育意义。但主要思想是佛教思想(《藏族文学史》，《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王辅仁、索文清认为，《萨迦格言》对于藏族文学形式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在内容上，吸收了不少藏族劳动人民生活斗争的经验，有很多富于哲理性的名句、其中自然也有糟粕，不能苛求于古人(《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耿予方认为，《萨迦格言》为藏族文学增加了一个新品种，其用语通俗、生动、精练、丰富多彩，不仅是藏族文学的代表作，也是研究藏族民俗、宗教、语言、心理、社会等的珍贵参考书(《“萨迦格言”简析》，《西藏研究》1984年第1期)。胡秉之认为，《萨迦格言》对统治阶级专横殊暴的本性作了揭露，对社会时弊进行了抨击。但也宣扬了封建迷信的鬼神思想和佛教思想，以及剥削阶级的伦理道德(《一部光彩夺目的哲理诗集——谈谈“萨迦格言”》，《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对于当代文学，耿予方将它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为第一阶段，主要是新民歌和新诗；1966年6月至1976年9月为第二阶段，1976年10月至1984年为第三阶段，主要标志为一批藏族文学新人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他们大都是翻身农奴，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修养和劳动人民的血肉情谊，作品的思想内容主要是对新时代的典型人物和环境的描写，利用民族形式写进了新的思想内容(《论藏族当代文学创作》，《西藏研究》1984年第3期)。刘万庆、莫福山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是近几年藏族文学趋于繁荣的根本原因。从作品来看，多方面反映藏族人民的新生活是小说的主要内容；立意深刻、意境优美、民族特色鲜明是散文的特点；热情的歌颂、深沉的思索是诗歌不同于50－60年代的新特点。这中间诗歌的成绩最为显着。但社会上某些错误的文艺思潮也影响了一些作家和作品，应引起重视(《新时期藏族文学述评》，《民间文学研究》1984年第3期)。

(六)藏戏的研究 对藏戏的研究，主要是对其起源、发展及特点进行了一些探讨。王沂暖、唐景福、格勒等认为，藏戏最早起源于公元8世纪，正式形成于公元14世纪，到17世纪才从宗教仪式的跳神中分离出来，形成以演唱为中心的戏剧艺术形式。洛桑多吉则认为，藏戏起源于公元14世纪，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是由民间的说唱歌舞发展起来的，与宗教跳神的来源毫不相关，其表演艺术、调子、乐器、节奏均不同(《谈西藏藏戏艺术》，《西藏研究》1980年第1期)。韦芝认为：传统藏戏在内容上受到印度文化和佛教的深刻影响，它是西藏宗教文化的一个分支。在内容上有同情被压迫者、受冤屈者和善良坚贞的妇女的进步的一面，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其人民性通过剧中的故事情节和理想追求反映出来，而宗教性往往通过戏的结局显现出来(《试论传统藏戏的宗教性与人民性》，“西南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