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方性知识之聚合体的知识体系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89页（3007字）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知识和技术体系的跨文化比较是STS研究的一大特色［芬尼根和霍顿，1973；古迪，1977；霍利斯和卢克斯，1982；霍顿，1967；威尔逊，1977］⁽¹⁾，但是它在80年代就不再是一个活跃的领域了。目前，跨文化研究的颓势得到了扭转，因为科学的社会研究与人类学、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地理学和环境保护主义之间的相互交流带来了新的洞察力。⁽²⁾这一研究方法的复兴——它的研究对象是不同文化情境中的知识体系的运作——所具有的特征，与过去科学、技术与社会中的跨文化研究稍稍有些差异。

大体上说，过去的跨文化研究用西方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作为评价其他文化知识的基准。本土群体所具有的所谓传统的知识体系经常被说成是封闭的、讲究实效与功利的、具有价值负荷的、索引性与情境依赖的，等等，这意味着它们无法享有科学的权威和可信性，因为它们被地方性限制在知识生产的社会和文化情境中了。这些说法带有二分法的色彩，在这里，知识体系的一分为二是与强势与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的区分相一致的。这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构成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现在，当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明确地投向地方性知识，就足以消解这一比较分析的框架。最近的研究把科学理解为社会行动⁽³⁾，这实际上是把地方性的创新认定为是科学知识的潜在基础，并就这一洞见所导致的知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后果展开考察。但是，在科学论的这一新的发展方向中，必须谨记一种未受重视、未经考察的看法，即对科学的地方性的承认包含了许多事先的预设，认为相比较于西方科学而言，其他的知识体系总是有局限的。虽然知识体系在知识论、方法论、逻辑、认知结构或社会经济情境上千差万别，但是它们都共享了地方性这一特征。西方当代的技术科学与其说是对知识、合理性或客观性的一种界定，不如说是知识体系的一种变体。⁽⁴⁾

本章将要论证的是，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创造出来的理解自然界的方式，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作为知识体系来加以比较。我们广泛考察了过去和现在的不同的知识体系，从哥特式教堂的建造者所拥有的知识体系，到过去的美洲印第安文化［印加和阿那撒兹的知识体系］，以及现存的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和约尔古(Yolngu)澳大利亚土着的知识体系。在此过程中，对知识体系的运作过程的考察使得我们能够充分地理解知识体系之内／之间的权力关系。

布鲁诺·拉图尔［1986］指出，“合理性”过于神秘、过于单薄，所以它不足以解释科学和非科学的知识体系之间的差异。相反，他在各种修辞的技巧和技术中挖掘出了许多细微的、出人意料的分界线。在拉图尔看来，与其他体系相比，科学中的同盟者更易于结盟，也更易于识别。科学与其他知识体系的差别是不同的监视技术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拉图尔也注意到了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并把它看做是地方性和普遍性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张力。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把其他知识体系作为一种替代性的表述，以表达与不同的权力实践相关、存在于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必要的张力。

如今，虽然科学文化的高度异质性得到了人们的认同［例如，参见劳，1991c；皮克林，1992b］，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术语能够充分地表达由场所、身体、声音、技能、实践、技术装置、理论、社会策略以及集体活动所构成的，作为技术科学的知识／实践的混合体。福柯的知识概念；库恩的范式；卡龙、劳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哈金的自我辩护群(self-vindicating constellations)；藤村和施塔尔的标准包(standardized packages)与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s)；诺尔－塞蒂纳的重构(reconfigurations)——每一个术语都包含了某些可能的成分，但是都没能囊括全部要素［比杰克、休斯和平奇，1987；卡龙、劳和里普，1986；福柯，1970；藤村，1992a；库恩，1962／1970；拉图尔，1987；诺尔—塞蒂纳，1992a］。因此，我们最好还是采用德勒兹和瓜塔里［1987，第90页］的聚合体概念(assemblage)。这一概念在用法上好像是一种掺杂了技术成分的认知，其实它的意思是一幅偶然拼凑起来的粘贴画，足以囊括各种互不相容的成分。它还有一个优点是包含了积极的、不断演进的实践，而不是一种消极的静态结构。它包含了一种被建构出来的韧性，即在没有对理论框架做出充分的解释与认同的情况下，就把握住了实践及其关系所固有的空间本质。

聚合体在知识体系的地方性要素之间建立起联系，并设法使之均值化。在研究领域与技术科学的知识／实践团体中，通过所谓的“异质工程”(heterogeneous engineering)［参见劳，1987a］，相互分离的要素变得均值、普遍并相互聚合。聚合体也是一种权力的实践。以这种方式理解聚合体涉及一种权力概念：权力是策略性的，并且参与了意义的构成。在这里，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被理解为一种对话语与表象、规训与反抗的物质、社会和文字实践的介入。

在使“关联”成为可能的诸多社会策略中，标准化与聚集工作能在恰当的排序方式和证据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关联性和能动性所需的技术装置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装置既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概念性的，可以包括地图、日历、理论、书籍、列表以及递归的命名体系。它们有着相同的功能，就是使得知识能在时间与空间上从一种［知识产生时的］地方性场合向其他场合转移。为了给地方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张力提供例证，我们将考察各种知识体系。下一节将简要地思考一下哥特式教堂的建造者、阿那撒兹、印加和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航海者。所有这些知识体系都缺少一些为科学所必需的［人们常常这样以为］要素——书写、数学、标准化测量、规律、理论，却又不失为一种体系性的、创新性的知识。⁽⁵⁾它们之所以有别于科学，是因为两者在动员地方性知识的技术装备和社会策略上有所不同。

第二节描述的聚合体，可以理解为一种能连接知识体系中诸多地方性要素的“技术”。第三节将考察两种被许多人认为是体现了科学的普遍性的聚合体，即理论和数字；并关注把这些聚合体作为异质性实践来揭示的研究工作。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把这两种聚合体理解为存在于各种知识体系内部的“实体”；在此，我们将进一步深入地查看这两种实体的“内部”构造。接下来我们将考察当代澳大利亚的状况，看看两种竞争性知识体系——澳大利亚土着知识体系和西方科学知识体系——是如何共存的。这里存在着相互之间的质询，由此而产生出对交互关系中如何理解这些体系的再解释。虽然约尔古澳大利亚土着人的知识体系与西方技术科学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但是它们可以共存，因此就拓展了澳大利亚土着人和非土着人的选择空间。在本章的结语部分，我们将从知识体系的角度简要地思索一下权力这个更普泛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