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K的成果在知识机械化问题中的运用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27页（1475字）

在把科学论运用于计算化和人工智能时存在着某种含混性。因为科学论的研究者是计算机的使用者——他们不使用［比如］引力波探测器，所以可以很直接地感知到对称性问题。比如，计算机病毒［沃尔伽和鲁塞尔的主题］不仅是研究的对象［不考虑计算机病毒是否大量存在］，而且是一个潜在的实际问题。标准的科学社会学策略——从资源转向论题——遭到了抵制；其中的某些论题明显是我们的资源。同时，我们的论题——知识——又是人工智能的资源；站在智能机器制造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对知识的掌握越多越好，如果问科学论知道什么，答案是，它知道的只是知识。

因为存在这种令人迷惑的关系，所以许多SSK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们发现，自己在人工智能的问题上采取了评价性的立场，其程度比人们所预想的要大。SSK建立在维特根斯坦的基础上，这使得它与人工智能的另一些哲学批判者，比如休伯特·德莱弗斯(1979／1972)或者威诺格拉德和弗洛雷斯［1986］成为天然的同盟。程序无法替代人类实践，因为“规则无法包含应用于自身的规则”，对这种一般的观点持同情态度的有布卢姆菲尔德［参见利思，1987］、利思、萨奇曼和科林斯。然而，认同这一观点意味着在人与机器的差别上持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这恰恰是对SSK的对称性和相对主义的反叛。

在我本人的研究中，这一困境表现得非常清楚。我主张把SSK所积累的对知识的理解运用于人工智能当中。这种做法的第一层含义在于解释专家系统的本性、界限和设计原理，第二层含义在于为智能机器确立总体边界。在我看来，因为知识是定位于社会之中的，所以与社会相隔离的东西，比如计算机，无法展现人类能力的全貌；实际上，如果能给出一种新的维特根斯坦式的知识分析的话，那么它的难题就在于解释计算机究竟是如何展示知识的。我的回答是，只有某种特定的知识形式才能够被计算机化。可计算机化的知识与一般的知识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可计算机化的物理活动和一般的物理活动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我所提及的一种行动——举止特殊的行动，在这样的行动中，意图总是通过同样的行为者来体现的。⁽²⁾

这条进路与其他现代的科学论进路，比如行动者网络进路和彻底的对称主义截然相反，因为后者是以两种人类的行动为基础的。在我的进路中，人被赋予了优先性，而人与机器的基本差别也得到了假定、探究和进一步的稳固。正如我们已经解释的那样，就人与机器对网络所做的贡献能力而言，行动者网络认为，两者是无法截然地区分开来的。

虽然行动者网络进路避免了知识论的分裂或者“元选择”——我们在别处曾这样称呼它［科林斯和耶利，1992a，1992b］，但是却付出了软弱无力的代价。对此，人们似乎要做出痛苦的选择。如果研究者不只是为了建构一个哲学体系的话，他所作的选择必定是清楚明白的。因此，虽然沃尔伽在《塑造使用者》［出版中］一文的第一部分中同意行动者网络进路的大致倾向，但是在第二部分——研究了本领域中的计算机，他又被迫对既有的策略做出修改。⁽³⁾这两部分之间的关系——很难令我满意——构成了下述主张：虽然文本［计算机］的意义在于读者［使用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解读都是可能的。对文本的组织将“使某种解读成为可能”。同样，对机器［作为文本］的组织也不例外，作为一种解读，它的意图就是能为使用者所掌握。⁽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