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性别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55页（2939字）

早上的状态好得出奇，真的，也不知为什么。虽然我艰难地度过了5天时间，了解到了许多不同的学科对科学话语的研究，但是我明显感觉到有关女性研究的文献很少。所以，我今天要关注的是女性研究。我很快在《理论与社会》［詹森，1990］中找到了一篇有关桑德拉·哈丁以及伊夫林·福克斯·凯勒着作的出色书评。这篇评论认为，女权主义的科学批判者们不仅利用了话语分析，而且也运用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是布鲁尔和巴恩斯这些爱丁堡／强纲领学派］。另一方面，德拉蒙特［1987］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忽视了女权主义，在我看来，这种理解很正确。那么，二者的关系如何呢?或者说这与话语研究无关吗?

虽然有许多专着讨论了科学与性别［凯勒，1985］、女性的职业［或者女性职业的短缺；凯利，1987］、着名的女科学家［凯勒，1982］、各个学科尤其是生物学［布赖顿女性与科学小组，1990］中的偏见、科学建构女性的方式［麦科马克和斯特拉森，1980］以及科学知识论的男性取向［哈丁，1986；哈丁和欣蒂卡，1983］，但是我发现，它们都没细致地去解读文本。这是由于它们的出发点过于宽泛了吗?另一方面，那些为了寻找社会建构的痕迹而细致地梳理文本的人，又似乎对性别问题并无太大兴致。虽然他们提出了知识论的问题，但是对替代性的知识论没有兴趣。问题何在?显然，这个领域不应该对女权主义视而不见。所以，我整个早上都在浏览关于科学话语的目录表，想彻底查阅一下女权主义的研究文献，得到一个丰富的文献索引。

事实上，女权主义研究确实提出了有关文本的问题，但是它们往往没能凸现话语分析的方法。比如，约尔丹诺娃的《性的见解》(Sexual Visions)［1989］对米舍莱和蜡人做了细致的解读。她指出了把男性和女性的对立加诸于文化和自然之上的危险性。席宾格的文集《心灵没有性别?》［1989］对特殊的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其中有一章写得很出色，它讨论了以寓言的方式把科学表象为女性的做法——尤其是在17和18世纪的着作的卷首插图中；她对约尔丹诺娃有关揭露和揭穿的形象表述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补充。她也发现，在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各种对立中存在着复杂的互动，比如，一篇关于18世纪的科学风格和文学风格的短论。特拉韦克的“边界的交叉口”(Border Crossings)［1992］一文，在叙事形式上通过凸现她所谓的边缘性和差异性，提出了文本问题；虽然她没有分析文本，但是却隐含地批判了既有的学术形式。施塔尔［1991b］的《论洋葱过敏》一文试图对我昨天读到过的行动者网络研究做出重新定位——从边缘视角而不是大师式的战略家的视角出发来审视这些网络。哈拉维的巨着《灵长类的见解》［1989］着实令人着迷，这本书研究了灵长类动物学家，如日希曼和赫尔迪所探索的替代性的文本形式。颇具兴味的是，所有这些研究者都像处理语言文本那样来处理非语言文本。也许这正是80年代后期文化研究的探索方式。但是，也许图像与文本之间会产生紧张，因为两者都是有用的。女权主义研究之所以细致地解读科学作品，它的理由也许是［我还没有发现］，这类“文学”工作的预设与女权主义新的进路格格不入；如果只有精读才是一种最好的解读，那么它对那些期待各种解读都能合法化的人来说就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雅各布斯、凯勒和沙特尔沃思［1990］编辑的文集中有不少讨论文本分析的文章，虽然它们也没有探讨文本分析所使用的方法。在这本文集中，艾米丽·马丁的一篇文章分析了人们描述月经所使用的语言类型。她对教科书中的隐喻展开分析，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她在科学观中找到了男性观的痕迹，发现男性观就是科学观。但是，这并没有使她把错误的男性科学与真正的女性经验相提并论。在她报道的一项研究中，她向不同的女性提出了两个问题：“你自己是如何理解月经的?”以及“你如何向一位对月经一无所知的女孩说明月经?”她在女性借以谈论月经的一类语言［“内部器官、结构和功能”］与她所说的“月经现象学”［经历月经的女性对月经的感觉以及它在女性看来是什么样子］的另一类语言之间做了一番对比。被访问的工人阶级的女性“都极不愿意给出一种关于月经的医学看法”。这与其说存在一种有别于科学模式的大众模式，毋宁说是在逃离或进入谈论自己身体的科学模式方面存在重要的、可分析的途径。

苏珊也泡在图书馆中，在她的提示下，我终于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找到了女权主义与话语分析的直接关联性。它出现在西莉亚·基辛格的《女同性恋的社会建构》(1988)中，这让我颇感意外。在批判早期心理学关于男同性恋研究的修辞时，她援引了吉尔伯特和马尔凯［1984］。在我看来，这样的做法在目前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它把所有那些把同性恋当作是一种疾病的科学主义文献都大大地挖苦了一番。但是，基辛格的研究更复杂也更有趣；她还分析了把同性恋当作一种“生活形式”的研究路线——我天真地以为，她由于迷恋于这条研究路线而没能对它做严格的检验。在揭示双方是如何求助于科学权威的过程中，她甚至在引文中援引了她自己的研究。在接下来的一章中，她探讨了政治信念的问题，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在坚持分析所有相关的话语而不作任何评价的同时，努力实现某个明确的政治目标依然是有可能的［她自己的研究就暗示了这一点］。

竞争性的话语、语言或风格的思想，似乎能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一条相对独立的研究路线相容，比如吉尔伯特和马尔凯［1984］的“技能”。［它们为什么常常是孤立的呢?］在本周的早些时候，我已经遇到了类似的并置，比如沃克［1988］讨论治疗的话语，以及布罗德克［1987］有关在撰写女权主义文学批判的文章中进行掺和的尝试。马尔凯［1989］最近的一篇文章试图把自己的研究与女权主义科学批判联系起来，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多样性的稳定化来实现的。所以，我似乎看到了类似的方法，如揭示话语的多样性，用来达成不同的目标，对科学权威和父权制知识展开批判。也许，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它们有时候使用类似的方法，但是女权主义科学论和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可以通过它们相互独立的使命来予以界定，这显然要比通过共同的方法做出的界定更恰当此。问题是：如果双方都认为多样性非常重要的话，事情是否可能更糟呢?

在回家的巴士上，我读着哈拉维的《赛伯宣言》［1985］，这是苏珊借给我的；我必须记着明天复印一份。这份材料无法纳入本周的计划了；它也无法轻易地融入我所理解的技术科学研究通行的理论形式或分析形式中来。它融合了政治论战、女权主义、科学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的确十分独特。它可能是个大杂烩——它应该是个大杂烩，然而它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我从这本书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再说一遍，这个文本很大程度上并非是修辞学的，它有意地，也许有人会说是“巧妙地”展示了一种另类的修辞学——的确，是一种差异的修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