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传媒的传统文献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63页（6032字）
职业记者的评论
当科学新闻这门新职业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出现时，科学撰稿人开始发表文章，为自己的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辩护，他们强调自身技术的有效性，猛烈抨击科学家在他们面前设置了障碍。多南(Dornan)［1988］认为，科学写作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时期确立起来，并列举出了相关的文本；克里格鲍姆［1963，1967］提供了两个不错的例子。虽然科学新闻在同一时间内也在英国得到了发展，但是那里很少出版创世神话的书籍；最广为人知的是J．G．格罗特尔［1970］的自传——他自称是英国第一位科学撰稿人。来自其他国家的文献甚至更少。
创世神话反映了新闻实践的真实面貌，它从总体上把科学、医学和技术糅合成一个单一的范畴，这个范畴就叫“科学”。这些工作要求面向一般公众来提高科学写作的“数量和质量”。在它们的理解中，科学知识理所当然是科学家研究成果的总汇，因此科学写作的目标就是向非科学家传播并“解释”(interpreting)科学知识。在实践者那里，解释一词原本的含义是寻求知识在当下实践中的应用——正是这些应用使得基础研究与那些对理智上的探索没有浓厚兴趣的人相会了，而在撰稿人看来，科学研究的核心就是理智上的探索。
就科学技术论研究者而言，好文章在于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和可靠的证据，坏文章则通篇充斥时新的行话，这些行话本身至少传达了某种特定的文化。问题是如何才能区分它们。那些坚信历史实在具有客观性的人在区分“可靠的”证据和微不足道的意见时很少遇到麻烦。但那些倾向于持复杂的社会学立场的人则坚持认为，实践的分析应该自成一体，它与其说是历史事实的渊薮，毋宁说是当代利益关系的显现。
科学撰稿人
因为科学记者是科学与传媒的互动中最显眼的行动者，所以许多研究都关注他们的特征和工作习惯。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研究表明，科学撰稿人总体上所受的教育越来越高，尤其坚信所受的科学训练应该成为科学新闻背景的一部分［比如，弗雷利，1963；L．Z．约翰逊，1957；克里格鲍姆，1940；赖安和邓伍迪，1975］。朝专业群体方向的转变，即与科学共同体保持更密切联系，不仅为那些试图融合各种价值观的人奠定了基本的架构，同时也激化了记者与科学家在价值观上的潜在冲突。邓伍迪［1980］把这一现象描述成颇具影响力的科学记者的一种“圈内”活动；关于价值观的融合的描述，参见B．J．科尔［1975］、奈尔金［1987］和莱文施泰因［1992c］。在阿尔伯格和卡特［1981］以及弗里德曼、邓伍迪和罗杰斯［1986］的出色的文集中，不仅有职业科学记者的陈述，而且还收录了对科学家和记者如何进行合作的分析。
这些着作表明，科学撰稿人尽管主张新闻独立，但是他们常因有个人与制度方面的压力而委身于科学的价值观。因此，他们的报道往往只体现科学共同体所关注的东西，而不是他们坚持要反映的“公众”的关怀［多南认为〈1990〉同样的偏见也影响到对科学新闻的研究］。结果是，科学故事的出笼没能对大多数科学家坚持的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提出挑战，同时也没能对科学在社会中的角色或地位构成挑战。尤其是，这类研究表明，职业科学记者所生产的大众科学可能强化这样一种科学形象：科学是关于自然实在的一种连贯的知识整体，这种隐藏的实在可以通过周密设计的方法来揭示；从根本上说，这样的科学形象与当代关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思想格格不入。
对内容的考察
关于大众传媒的科学内容，许多系统的研究表明，介绍给公众的科学并非由“客观的”科学议题构成，相反是由特定的文化情境塑造的，有时是有意塑造的科学形象。传媒表达的意识形态目标在历史案例中尤为突出。如齐波里恩［1988］考察了美国杂志从1880－1920年间对白喉、伤寒和梅毒的报道，研究表明，在改变新闻报道的特征方面，社会价值观比技术发现更重要。对杂志中的科学报道所作的各种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如希茨－派恩森［1985］对19世纪中期伦敦和巴黎下层文化杂志进行的历史考察，拉福莱特［1990a］对1910－1955年间11家主要美国杂志的内容所做的详细研究。考迪尔［1989a］分析了传媒中存在的达尔文主义倾向，揭示出存在于公众科学背后的意识形态动力。
最近对新闻的考察一般都是描述性的，它们明确地告诉我们，是文化情境塑造了新闻［比如，韦斯和辛格对美国报纸和新闻杂志最近的社会科学报道进行了全面考察，1988；汉森研究了传媒对环境的报道，1990］。此外，不少研究对人们只关注主流的“高质量的”出版物的做法提出质疑，其实美国的小报业提供了更有用的科学信息，尽管它们以追求轰动效应而着称［埃文斯、克里彭多夫、约恩、波斯卢斯尼和托马斯，1990；欣克尔和埃利奥特，1989］。实际上，所有这些研究只涉及印刷媒体；关于电视对科学的报道尚缺乏系统的研究。
直到最近人们才意识到文化情境的重要性，在此之前，大多数研究所考虑的是如何更“客观”地衡量传媒的内容，比如精确性和可读性［比如，参见巴德，1990；博斯琴，1983；邓伍迪，1982；海斯，1992］。这些研究进一步强化了理想的“简单化”形式，简单化适合于科学普及的“扩散”模型。但是，随着带有“批判性研究”视角的传播研究［比如，霍尼格，1990；托马斯，1990］与科学技术论［比如，科林斯，1987、1988］越来越深入地介入科学新闻，理想的科学普及看来是难以为继了。
争论
除了对传媒上的报道作一般性的研究外，过去25年中，有关特定的科学问题的报道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这些案例研究许多都涉及科学争论，所以这方面的文献与有关争论的文献之间自然会有重叠［马祖，1981；奈尔金，1992］。从总体上看，B．J．科尔［1975］指出，有关争论的报道在1951年到1971年期间有增长的趋势，古德尔和奈尔金［1987］的研究表明，这种增长势头在70年代后有所缓和。
在传媒对争论的报道上，各种细致的研究文献简直是浩如烟海，无法在此一一枚举。人们探讨的领域包括技术上的突发事件，比如三里岛、博帕尔和切尔诺贝利灾难［杜兰特，1992；弗里德曼，1989；维尔金斯，1987］；健康问题，比如吸烟和艾滋病［金塞拉，1989；克莱德曼，1991］；重大灾难和自然灾害［沃尔特斯、维尔金斯和沃尔特斯，1989］；以及环境问题［汉森，1993］，包括环境灾害［维尔金斯和帕特松，1991］。
有关传媒与争论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关注特定场合的传播问题［在特定的公共卫生问题上为承担风险的群体提供信息］，或者关注一般的传播理论［比如版面的布局］。与大多数基于科学普及的简单化的传播模型的研究一样，这些研究也往往得出结论说，出版物在信息上，在内容的质量和精度上都不够充分，因此起不到任何作用。值得称道的是，它们通常会对卷入争论的社会群体做出识别，以揭示这些群体的结构关系是如何影响新闻报道的。比如，B．J．科尔［1975］注意到受争论影响的共同体的社会结构之于报纸的重要性；古德尔［1980，1986］和奈尔金［1987］凸现了科学文化与科学家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记者的能力；维尔金斯和帕特松［1991］则强调了变幻莫测的政治关系在塑造关于技术风险的新闻报道时所起的作用。
总之，这些研究清楚地告诉我们，通过更恰当的方式来“散播”科学或技术信息，这还不足以“推动”传媒对争论的报道。相反，传媒的报道不仅受制于传媒自身的需求，即选择那些体现了“冲突”的“故事”，而且还受制于共同体内部的结构关系［包括政治关系］。正如汉森［1993］所说的那样，摆在未来的研究者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把科学与传媒研究整合到一个更宽泛的理论框架中。
传媒中的科学家
在科学新闻的研究传统中，最后一个领域涉及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即科学家不喜欢与传媒合作［戈尔德斯坦，1986］。实际上，任何系统的考察都指向一个事实，科学家十分乐意与出版界合作［博尔坦斯基和莫尔迪迪埃，1970；迪贝拉，弗里和帕德鲁德，1991；邓伍迪和斯科特，1982］。就传统的科学规范而言，尽管科学家更需保持与同行的交流，然而，科学机构和个体科学家早就意识到了与公众进行交流的价值［伯纳姆，1987；莱文施泰因，1992b，1992c］。古德尔［1977］关于科学家“曝光”的研究虽然支持了原有的神话，但是他同时也表明，一流的科学家发现自己尽可以对科学畅所欲言。这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混淆，当科学家变得可亲近时会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成了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源——古德尔提出了这个问题，谢泼德［1979，1981］则在追踪关于大麻的新闻报道中对此作了详细考察。
要是科学家在自己的工作未被同行充分接受就迫不及待地向公众公开，那么这些作为新闻人物的科学家很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比如，在冷聚变的报道中，不少的冲突都是由不成熟的报道引发的［莱文施泰因，1992a］。这一冲突的起因在于，大多科学家虽说在修辞上恪守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传播的定义，不过这个定义绝非是大众传播的意义上的［加维，1979；齐曼，1968］。从这种冲突的频率上看，传统的模型已无法精确地再现科学传播的过程了。但是，希尔加特纳［1990］指出，传统的模型之所以依然经久不衰，是因为它赋予了科学家一种修辞的工具，在回击那些喋喋不休地评判自己的工作的人时，这种工具是很有效的。
科学传播的模型
传统的科学传播模型包含这样一种观念：“普及”是一个“扩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信息或技术信息被“散播”到广大无知的公众中。在有关科学与传媒的文献中，这个模型在几部有关科学新闻的出色的论文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阿尔伯格和卡特，1981；弗里德曼等人，1986］，虽然它们并没有直接谈论潜在的传播模型。然而，近年来兴起的若干种研究进路开始对这种模型提出质疑了。
一种进路对所有的线性传播模型都提出质疑。格吕尼希［1981］就属于这种传统，他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传播的“情境”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精确性、简单性、论题、风险信息、受众的知识等等问题都具有相互作用的性质，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主动寻求信息的兴趣水平。虽然格吕尼希的模型尚未对科学家提供的信息有多大的权威性提出质疑，但是他确实意识到了科学传播在情境上的复杂性。
另一种进路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希恩和惠特利［1985］编辑了一本讨论“解释性科学”的论文集，它试图打破科学家内部的交流与大众普及之间的区分。这些论文以两个世纪以来大西洋两岸的案例研究为基础，提出科学家的写作以及有关科学的写作从修辞学上都可以理解为科学共同体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聚敛资源。因此在他们看来，詹姆斯·沃森伟大而有争议的自传——《双螺旋》所要兑现的意图是，征召学生和其他研究人员去认同一个新的、更具竞争力的、以分子为基础的生物学的研究风格［约森，1985］。人们还指出，19世纪政治经济学的普及受下述愿望所影响，即通过传播，选择某种惟一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来控制工人阶级的行为［戈尔德斯特鲁姆，1985］。在这个模型中，一组共同的修辞工具可以用于描述所有的交流，不在乎有什么样的资源和受众。
希尔加特纳［1990］对这个科学传播统一体(the continuum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的模型作了最系统的阐发，他分析了围绕饮食与癌症的关系发生的争论，表明了对饮食的致癌系数的估计是如何在各种情境中不断地被重构并表述出来的。希尔加特纳论证道，在“科学”与“普及”之间找到一条边界的尝试在修辞学上是不可能的。在希尔加特纳看来，科学家之所以主张把“科学”与“普及”区分开来，是因为这些主张能为自己提供政治资源；当科学家试图贬低那些自己不满意的工作时，就留了一手给这些文本贴上“科普”的标签的绝招。在希尔加特纳的分析中，最基本的概念是出现在各种情境中的科学传播统一体。
新模型中还存在着一种互动进路，它在有关风险与卫生传播的研究中的发展已有若干年头了。这一进路提醒我们，传播［至少］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不仅取决于科学家或其他权威人士的利益和关怀，而且取决于受众的利益和关怀。从这一传统出发，洛根(Logan)［1991］认为扩散模型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仰仗于对社会学习理论的朴素理解，认为某种单一的社会变量影响着大众成员是否获得了新信息。在洛根看来，一种更真实的模型必须承认，影响知识获取的变量具有多样性。因此，他提出了一个理解科学与传媒的新模型，他称之为“世俗化”。洛根强调了公众、传媒与科学资源——比如卫生保健服务系统［就公共卫生的问题而言］——之间的对话，认为对话是一个往复的过程，而不是从科学家到公众的单向流动。在洛根看来，公众为了能够成功地参与科学传播，就必须拒绝科学权威，并认可受众的意见、信念和价值观是有价值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个模型是世俗的；它拒绝接受科学拥有类似于宗教的优先性。在以坎伯兰牧羊场和切尔诺贝利为案例的分析中，温内［1989b］描述了一种类似于洛根的模型实际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通过科学传播统一体的形式可以对科学在传媒中的地位给出恰当的解释，但是它未能把那些分散的、讨论科学普及的文献整合进来。然而，在理解科学与传媒的关系问题上，既承认传播的互动特性又承认科学传播的情境多样性的模型最具诱人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