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绿色运动团体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354页（3901字）

环境运动与其他批评性的社会运动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既是进步的又是反动的［例如，反堕胎团体或道德改造运动］；环境运动具有管理需要和组织需要，它必须筹措资金，必须维护其支持者，必须选择可行的、看似可信的运动目标。但是，绿色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很独特；与其他运动相比，它更依赖科学来支持它对社会问题的主张［参见耶利，1992c］。与民族主义运动、反审查运动或者支持特殊的弱势群体的运动不同，环保主义者使自己的主张植根于科学。因此，绿色团体论证说，如果我们继续把氟利昂释放到大气中，那么臭氧层的破坏将会更严重，将会导致更多的癌症和食物链的断裂。同样，他们断言，如果我们不减少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排放，那么地球温度将会上升，这会导致自然灾害和植物种类的灭绝。环保主义者时常宣称，这些断言不仅仅是关于价值的陈述；它们是事实问题［比如，参见波里特，1989，第353页］。他们暗示，绿色运动的基础性证据要比纯粹的道德运动强。这种科学倾向使他们获得了某种力量，但是为了获得权威而依赖科学未能带来活动分子所期望的明确性和道德确定性。从科学论传统中浮现的科学观使我们更能理解环保主义者的困境。

一些环境团体的科学取向从渊源上可以看出来。因此，在英国，皇家自然保护协会——英国主要的全面保护自然的慈善团体——从19世纪一位致力于改善自然保护区的前辈开始延续至今。所谓的保护区既不是为了消遣，也不是为了自然本身的利益，而是为那些具有科学价值的野生动植物提供庇护所。同样，英国鸟类学联合会［创建于1933年］把一位博物学家对野生动植物的兴趣制度化了。类似地，环保主义在瑞典首次作为“保护性生态学出现，它的目标不在于挑战工业化，而是保护部分自然免遭侵占，为了科学研究和美学鉴赏而保存它们”［A．贾米森，1988，第81页，变体为作者另加］；而在美国，哺乳动物学家协会最早为那些反对生物学调查办公署的有害－控制项目的科学家提供了制度上的着眼点［沃斯特，1985，第275页］。雷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1965］中对污染的历史批判继承了博物学家的这种视角，而且这一视角还渗透到英国的立法中——在这里，经常用到的一个专有词汇是特定科学的兴趣点。

除了这些相对“稳定”的组织以外，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环境运动高涨时期形成的一些更年轻、更激进的团体——比如绿色和平组织和地球友善组织——也把科学的重要性看作是一种资源。在美国，部分因为人们原先在美国环保署的公共行动中赋予科学专业知识以显着位置，所以像环境保护基金会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之类的团体在早期招募了许多科学人才，并常常伴随着合法的专业知识。在英国，这类团体的发展要缓慢得多。即便如此，绿色和平组织于1989年在伦敦也任命了一位学院派科学家作为科学理事［《时代高等教育增刊》，1989年4月7日，第8页］，该组织授权历史学家宣称，自己拥有“欧洲最复杂的流动实验室”［布朗和梅，1989，第150页］。目前，绿色和平组织和地球友善组织［英国内阁办公室，1990a］用科学文献作为他们在运动中分发的材料和印刷品。

普遍使用科学知识有两个原因。第一，一些环境运动问题本身是通过我们的科学文化才浮现出来的。如果没有科学，我们不可能知道臭氧层，也没有任何方法去评价臭氧层是否在变薄。［当然，这会导致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如果没有技术文明，我们也不会有使臭氧层变薄的氟利昂。］第二，在工业化的现代世界，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他替代性的认知选择。环境意识的增长使哲学和宗教着作大量出现，其中一些旨在通过心灵研究或形而上学研究来获得关于自然的需要与意图的深层知识。然而对于绿色团体来说，在这类知识主张的基础上提供补救措施可能是一个无效的策略。一方面，与用心灵话语或道德话语表达的主张相比，环保主义者必须面对的那些群体更看重那些技术的和看似客观的主张。另一方面，甚至当人们主要关心鲸鱼甚或橡树林的利益，并试图认为它们在道德上与人类等价的时候，你依然不得不求助于那些掌握专业知识的人来确定鲸鱼和橡树究竟想要什么［斯通，1988］。自然史学家不再是濒临绝境的哺乳动物或稀有鸟类——在开发计划中已不再出现——的代言人。

利用科学知识以及保持与科学部门的关系，使这一运动获得了社会权威。然而，这里也存在缺陷。一方面，对运动组织与科学机构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的认识本身就有一个陷阱，因为绿色运动的许多激进的支持者在意识形态上是抵制技术社会及科学元凶，并疏远科学家的活动［比如核能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科学过于亲近可能会帮倒忙。

而且，正如科学论工作所表明的那样，那些赋予科学知识以力量的特征也会使它变得脆弱。科学公认的经验基础意味着，环保主义者希望获得的知识有时会回避这种基础。克拉梅尔［1987，第55页］举了一个轻松且有效的例子说明了人们对荷兰低地上的鸭子是多么无知。在这个例子中，环境管理者的计划依赖于在下述问题上的可靠知识，即白天在海滨消磨时间的鸭子是在哪里过夜的。然而，显而易见的是，黑夜使人们无法观察和计算出鸭子的可信数目。在克拉克和韦斯特鲁姆［1987］研究的关于稀有雪貂的类似例证中，估算数目的常规方法会因为雪貂的个体习性及捕猎者而受挫。有些知识主张可能也很难得到证实，因为技术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或存有争议，比如关于空气穿越海－空边界的知识［二氧化碳的循环模型需要这类知识］，或者因为尚未收集到相关的数据，比如关于以往全球水温的信息。

科学家承认科学是可抛弃的、临时的［耶利，1989］。这是一股巨大的认知力量，因为它允许创新并有助于揭露错误，但是它也使科学家无法像超凡魅力型领袖一样对任何问题都持有权威看法。它还意味着，在某些重要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表面上无法解释的意见有可能发生逆转，这进一步破坏了科学的可信性。关于力学的官方知识——据此可以认为，辐射可能会提高那些在核电厂附近生活或工作的人患癌症的可能性——在过去30年里发生了巨变［参见阿诺德，1992，第150页］。另一方面，近来的气象学研究表明，北半球地表变暖主要与太阳黑子周期的变化有关［《科学》，1991年11月1日，第652页］。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这种解释就可能会导致对全球变暖的观点做全面的修正。因此，科学家曾经在某个时刻确切“认识”到的东西后来可能会遭到全盘的否定。

生产科学知识的常规方法也使得环保主义者对科学知识的使用不尽人意，因为大多数生态问题是多学科的，而大多数研究则不是这样的。70和80年代欧洲关于酸雨的争论清楚地表明了这个问题［欧文，1993］。人们很少有怀疑化石－燃料－燃力电站的酸输出，但是这些输出与某个特定的湖泊或森林的酸化之间的相关性却很难确定。科学家以及大学的制度安排很难把大气化学、气象学、土地学和生态学联合起来，而这样的联合对于讨论这些问题来说必不可少。绿色团体通常不愿意资助原创性研究去克服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对资金来源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当然，即使他们确实从事了这样的研究，他们的知识主张也不能摆脱我们所讨论过的那些难题。

科学知识常常无法直接利用，这对于环境运动者而言是一种挫折。他们的对手却拍手称快，因为他们可以利用科学的不确定性来为推迟改革进行辩护。让我们回到酸雨的例子上来。在英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有发电公司联合主张，因为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能够表明英国的酸雨破坏了欧洲大陆，所以他们要对纳税人承担道德责任，不要过早地引入代价昂贵的收缩政策［罗斯，1990，第125～129页］。极端类似的问题也使得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个议题上形成对立：加拿大人呼吁控制，而“美国的科学家则认为在施加严格的排放控制政策之前还需更多的研究”［J．麦考密克，1989，第186页］。

最后，虽然科学是绿色运动的核心，但是它无法满足绿色运动的所有认知需求。臭氧层变薄可能会促使观察者假设：科学研究既有助于发现问题，也有助于提供技术方案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科学似乎是人们所需的一切。但是，正如文策尔在研究北美捕猎海豹的争议时所指出的那样，环保主义者常常不得不用其他环保根据来补充他们的科学论证。因此，绿色团体最初用科学论证来表明，穿海豹皮对人体有害。但是，当后来的研究表明提炼物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人体并不构成威胁时，上述论证就被抛弃了，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根据［文策尔，1991，第46～48页］。

科学推理似乎为处理复杂的道德主张提供了表面上无可争辩的基础。就捕猎而言，人们很难在可接受的与不可接受的捕杀形式之间画出一条公认的道德界线。相比之下，捕猎使某个物种走向灭绝的主张似乎是无可辩驳的。但是，这种科学主张实际上无法充分地支持绿色方案中的所有方面。科学专业知识不能告诉我们捕杀鲸鱼是否合法，或者是否应该从象群中获取象牙制品。因此，在任何争议的舞台上，科学主张都有可能失去可信性，这不仅因为科学知识具有偶然性，而且因为环境争论包含科学研究所无法解决的道德和政治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