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对科学政策的影响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365页（1415字）

不仅是绿色运动，而且政府和商业都力图征募科学从业者。进一步说，对征募科学的这种兴趣远远超出了生态学和地球生理学；人们逐渐认识到，对于分析我们的环境问题来说，其他科学也同样重要。

当政府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时，鼓励研究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当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把她的政府注意力引向环境问题时，她的第一个具体承诺就是为气候变化预测中心提供财政支持。批评者认为，鼓励研究应视为一种在不采取激进步骤的条件下做事的方式［参见耶利，1992a，第20页］。然而，增加环境研究经费也制造了新的反对者。

环境研发对于许多政府来说是一个新的范畴，许多国家才刚刚开始研究他们的支出模式。1990年，英国内阁办公室首次发表了一份环境研究的分类报告［英国内阁办公室，1990b，第217页］，发展趋势还很难相应地加以识别。很明显，政府机构受到诱惑，以致重新把他们现有的研究承诺描述为与环境有关，农业生产力研究变成了乡村管理，基因工程变成了对清洁处理技术的研究。而且，布赖恩·温内［1992f］对环境研发的研究表明，这种研发受制于一种基于物理学的“精确的科学模型”。科学职业化中的等级制度似乎在环境科学的研究中得到了复制，这就导致在处理复杂的环境问题时提出的证明标准和有效性标准过于保守。

在欧洲，欧盟的各类机构对绿色研究来说也是一种刺激［导论性的考察参见麦肯齐和米尔恩，1989］。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国际问题。而且，正因为环境研究的展开有助于推进公共的善，它便为欧共体的代表们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道德高尚的根据。比如，迄今为止，欧盟框架项目已经包含了关于非核的其他替代性能源、海洋科学以及气候学方面的草案。欧洲科学合作的政治还导致了许多非绿色草案［比如核聚变研究；杰克逊，1991］；然而，环境组织——在欧盟现有水准上有效的游说者——对研发政策的激进改革还缺乏迫切的要求。⁽²⁾

因为环保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学，所以我们也许期望，激进的研究草案不仅自上而下地出现在资助机构以及它们的政治控制者那里，而且能够自下而上地在科学共同体中呈现出来。比如，A．贾米森［1988］认为：“生态运动已经把参与和民主化提到了科学政策的议事日程上来了。”［第84页］但是，你很少能够找到这样的例子。在70年代，荷兰的科学机构使得社会群体和工会都能获得环境知识，在70年代末的美国，一个科学为市民服务的项目却首先在议会中作了冷处理，然后在共和党的政府中化为乌有［迪克森，1988，第229～231页］。这类组织的消亡也许可以归因于三个因素：环境团体成功地提升了自身的内在技能和研究能力；诸如环保署之类的团体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咨询活动，并且在美国得到信息自由法的支持［贾撒诺夫，1990a，第48页］；科学家缺乏动力去参与公益工作。克拉梅尔等人［1987］认为存在这样一种趋势，从“科学的民主化转向对实践性研究的需求……促使科学家以环境运动的名义从事这样的研究”［第110页］。政府或私人工业部门里的科学家通常无法参与公益活动，而大学中的科学家也不屑做这样的事，因为他们在用传统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上面临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