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争论的四种进路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390页（6961字）
实证主义进路
实证主义进路的本质是，社会科学家接受了正统的科学观并基于这种立场来分析问题。如果主流的科学家说氟化物是安全、有效的，维他命C对癌症没有效果，量子论中不存在隐藏的变量，韦利科夫斯基的思想不可信，或者大陆正在漂移着，那么，这些断定就成了社会科学家研究的起点。
科学证据有时是不完备的或自相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争论就是合法的。然而，一旦不确定性得到了解决，持不同意见并继续质疑证据的说服力的科学家就会变得形单影只。
然而，在实证主义看来，即使科学议题很直白，争论依然有可能持续下去。此时，问题完全变了，需要对为什么还会存在争议做出解释。这意味着要对为什么有人会批评正统的科学观做出解释。为什么批评者面对确凿的证据时依然冥顽不化呢?批评者是谁?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是想获得什么?他们与广泛的力量［如企业、政府或“真正的景仰者”群体］是如何建立联系的?这种进路是一种“关于错误的社会学”：要分析那些犯错误的人为什么会犯错误。例如：
氟化，即在公共自来水中加入氟化物以减少儿童的蛀牙，被科学证明为是有效、非常安全的。然而，在证据面前，公众从一开始就不断反对氟化。社会科学家的任务是找到反对的原因——也许可以用异化、人口统计学或紊乱现象来解释，他们可能还需要从中吸取教训，弄清如何才能有效地推行这一得到证明的卫生标准。
莱纳斯·鲍林提出大剂量服用维他命C可以治疗癌症的主张已经被科学反驳了——着名的癌症研究者在一所世界闻名的医学研究中心［梅奥诊所］进行了两次双盲的、人工控制的临床试验，而且得到了国家癌症学会的正式认可。尽管这些客观的、确实可靠的试验决定性地揭示上述方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但鲍林依然以公开的、极其违背道德准则的方式推销自己的主张。社会科学家的任务正是研究大众继续沿用被科学否证了的治疗方法的心理学、文化和社会的基础。
这种进路的基础是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离。自然被假定为是真理的惟一源泉，而科学知识的当下状况则被假定为是最有效地逼近真理的途径。我们无须追问科学家为什么会相信他们所信的东西，因为他们假定了自然与科学真理之间没有任何社会因素的介入。那些对这种揭示自然的方式持有异议的人遭到另眼看待。人们假定，对于自己的行为必定存在某种社会的解释。于是，我们所熟悉的社会科学工具便派上了用场：分析个体心理学、信念系统、社会角色、既得利益集团，等等。对氟化争论的许多研究都适合于这个模型［马丁，1989］。
任何一个不休的争论实际上都是由两方面的争论构成的：认知争论［关于知识的争论］和社会争论［关于非科学问题的争论］［恩格尔哈特和卡普兰，1987］。认知争论可以通过所谓可靠的科学方法来解决，而社会争论则会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
有时会出现真正的认知争论。不同的科学家似乎对于不同的自然信念都持有充分的理由。在大多情况下，一旦给出客观的检验［比如决定性实验和重复性实验］，争议就会终止。但与此同时，社会分析者的角色绝非是事后诸葛亮，他们需要考察社会因素在社会争论中所起的作用［比如马祖，1978，1981］。
实证主义进路的涵义之一是，把社会分析者变成了正统科学［常常还伴随着相关的理由］不折不扣的［有时是公开的］追随者。社会分析通常都是些抵制主流观点的人，这会降低批评者的合法性，因为对他们的信念和行为的解释是基于心理学、社会学或政治学进行的。
实证主义进路的局限之一是，在决定应该研究什么时它仰仗于科学家。如果正统的观点发生改变，那么对任何一种新出现的反对意见都需要给出一种新的社会分析。局限性之二是，社会科学家在认知领域中［尤其是在正统观点的形成和维护过程中］预先排除了对社会因素的研究。当然，只有在那些拒绝实证主义进路的某些潜在预设的人看来，这些才是“局限”。
群体政治学进路
对科学争论的这条研究进路关注的是各种群体的活动，比如政府部门、公司、民间组织以及专家小组。从本质上说，争论仅仅被看做是多元主义自由民主的一种政治形式而已：相关的各种群体在政治领域中的冲突和妥协过程［奈尔金，1971、1979；以及博费，1975；迪克森，1984；格林伯格，1967；普里马克和冯·希佩尔，1974］。
20世纪50年代早期以来，氟化得到了美国公共卫生局、美国牙科协会以及其他主要职业部门的支持。反对的一方是不计其数的地方民间群体，他们仅仅得到了少数科学家和牙科医生的公开支持。支持者运用他们的认知权威和社会关系使氟化得到了接受和采纳，而反对者则动员地方支持者，运用灾难说和控诉来反对强制性的药物处理。
1972年以来，在对大量的临床试验［测量大剂量服用维他命C在治疗癌症上的效果］的解释与再解释的过程中，莱纳斯·鲍林和尤恩·卡梅伦陷入了与专业癌症研究者、正统的营养学家以及国家癌症学会的冲突之中。鲍林和卡梅伦从国民健康运动以及健康食品工业那里获得了支持，从大剂量使用维他命的临床医学专家那里获得了支持，从那些倡导自由地选择癌症疗法以抵制专业癌症研究机构的组织网络中得到了支持。
根据争论和分析者的不同，不同的群体都可能成为关注的焦点。在核电厂和化学废料处理厂这样的事例中，被关注的一般是政府和企业对社群团体。典型的情况是，主流科学家和工程师支持政府和企业，而少数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则支持社群团体。
有许多理论框架可供展开群体政治学的研究。最常用的框架是资源的调动，它的关注点是不同的群体如何调动和使用大量的“资源”，其中包括资金、政治权力、支持者、地位、信念系统以及科学权威［詹金斯，1983］。
在群体政治学的研究中，科学知识是一种能够并且已经为竞争性群体所利用的工具。科学和科学家被纳入到争论中，这就是所谓的“专业知识的政治化”。潜在的假设似乎是，科学和科学家通常是中立的、非政治的，除非他们受政治舞台所玷污。这一假设与实证主义进路是一致的。事实上，通过运用实证主义对争论的划分［一种争论被分成科学争论和社会争论］，群体政治学进路实质上是对社会争论的研究，它忽略了对科学议题的关注。
因此，群体政治学进路似乎最适合这样一些场合，明确的竞争性群体成为推动争论的动力学核心，以及科学知识的状态允许存在多种解释的地方。在考察基本上限于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知识争论［比如宇宙起源理论或超导理论］时，研究竟争性的群体无大用武之地。这也是因何群体政治学总是致力于处理以公共政策为核心的问题。
当争论变得白热化时，也就是说当争论公开时，群体政治学进路能很好地发挥其效力。然而，当争论从公共视野中淡出，或者很少有公开竞争的状况——“非争论”科学的常态，或库恩意义上的“常规”科学，群体政治学进路很难展示其洞察力。这并非是争论研究的某种局限，而是说在这种状况下群体政治学不太适于研究科学，因为科学只是偶尔出现公开的争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或建构论进路
对于SSK的分析者来说，科学争论在研究科学知识主张的本质中有着特殊的价值。首先，科学争论在自然的可选择性上为社会学家提供了一组现成的描述。因为它们表明，这些描述不是自然直接给予的，所以可以将其视为社会过程与磋商的产物，而社会过程与磋商便成了科学家描述自然界的中介。争论还有进一步的好处，即这些通常外界看不到的社会过程为相互对立的争论各方所正视，并公开展示出来。
这种分析争论的进路对传统的实证主义进路提出了挑战。在实证主义进路中，科学知识主张［被认为不为社会和政治所影响］没有得到分析者的仔细检验，而社会解释则有选择性地运用于没有得到权威科学支持的一方。SSK的纲领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这一传统的进路。第一，社会分析不仅在更广泛的社会动力学中得到运用，而且还运用于科学知识的主张。第二，用同样的概念工具来同时考察争论的双方。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中，这种对称性成了最重要的原则［布鲁尔，1976，巴恩斯，1974、1977、1982b；马尔凯，1979］，在此，分析者要对称地或公平地对待争论者的冲突性主张。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必须尽力对等地或者对称地说明有关自然界的所有信念，不管它们是真的还是假的，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同类信念的原因或决定因素——可能是社会的、心理的、经济的、政治的或历史的——应该同时适用于双方。一组信念及其支持者并不比另一组来得优越。
悬而未决的争论对于展开SSK的经验研究来说尤其有价值。这种争论允许分析者研究那些依然处于制造中的科学。对称性原则的直接运用避免了对自然的冲突性解释的真与假作预先判断。通过追踪从争论的开始到结束的过程，分析者可以揭示出那些赖以说明某些信念为真而另一些信念为假的社会学因素。
从哈里·科林斯对引力波争论的开创性研究开始［科林斯，1975、1981a、1985］，SSK的分析者已经在科学争论上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迫使人们注意其核心的纲领，即科学知识是社会地构成或建构出来的［科林斯和平奇，1979；皮克林，1984；平奇，1986］。尤其是，他们的研究与下述标准观点形成冲突，即关于“事实”及其解释的争论可以通过非个人的或“客观的”实验程序规则来解决。根据他们修正后的科学知识观，争论的结束并非源于严格检验，而是来自于对评判共同体所施加的压力和限制。这些压力和限制不仅包括共同体已接受的知识［范式的构成要素］，而且还包括它们所代表的既得利益和社会目标。这些要素共同塑造了评判共同体接受或拒绝知识主张的过程。因此，用“建构论”进路的话说，科学主张的“真”或“假”源于科学家的解释、行动和实践，而不取决于自然。
支持氟化的主要科学研究是如下试验：对氟化城市和非氟化城市中的蛀牙状况的比较显示，在氟化城市中儿童蛀牙减少了。虽然一些科学批评者指出此项试验在方法论上存在缺陷，但是这些批评遭到了氟化支持者的忽视或拒绝，后者的研究和解释支配着这个领域。批评者也提出了氟化有害健康这样的质疑，但是也没有得到认同。氟化的支持者在牙科杂志和专业机构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批评者的主张被成功地搁置并晾在一边。
在梅奥诊所，研究人员自己的理论视角和临床视角［关于抗癌药品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决定了他们设计和实施维他命C试验的方式。他们贬低对手的理论框架及其相关的临床实践和评价活动，从而得到的是负面的结果。争论的终止不是通过否证鲍林的特定主张而是通过社会和政治途径实现的：不给鲍林提供说服批评者的专业讲坛，阻止进一步试验维他命C的理由是它已经得到了客观的检验，而且已被证明是不合格的。
虽然SSK进路使科学知识的内容成功地向争论开放，并使之受制于社会分析，但是强纲领的核心论题［对称性和公正性］要求分析者保持知识论的中立性和社会中立性。这种方法论规则禁止争论分析者做出任何评价和判断。但实际上，坚持对称性地对待争论双方给予了反对正统的人以更多的可信性，所以它事实上支持了反对者。
SSK的实践者在追逐他们的目标——对有争论的知识主张进行细致的社会学分析时，几乎只关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群体和行动者之间在微观层次上的活动和互动。对于职业权力、社会权力以及更宽泛的结构性影响在科学知识的构成中所发挥的作用，他们避而不谈，这也许是它的一个严重的局限。
社会结构进路
这条进路使用社会结构的概念［比如阶级、国家和父权制］来分析社会，并为研究争论问题提供了洞察力。社会结构是人与群体之间的模式化关系。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群体之间的关系和生产方式决定社会阶级：统治阶级由地主和工厂所有者组成，而那些出卖劳动力的人则构成了无产阶级。社会结构的运用把目光集中在固定的社会关系上，而群体政治学进路的关注点则是自主性群体的活动。
在马克思主义通过运用阶级、资本主义和国家之类的范畴而展开的分析中，科学争论可以被解释为阶级斗争或系统矛盾的一个特征与结果。比如，环境运动及其相关争论的兴起可以追溯到资产阶级的一种企图，即在工人阶级开始获得物质财富时力图维护自身的阶级特权［恩岑斯贝格尔，1974］。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也可以更同情于环保主义者，比如分析工业在制造污染中的作用［克伦森，1971］，或者分析在农业实践所需的单一栽培、人工化肥和杀虫剂的转变过程中资本主义所起的作用。
女权主义的分析运用了诸如性别和父权制之类的范畴。比如，可以这样来分析有关生育技术的争论，男医生［或父权制医疗机构］试图用最先进的医学来实现对女性身体的控制［科里亚，1985；斯帕洛内和斯坦伯格，1987］。
另一种核心结构是国家，社会学对国家的定义是在一定的疆域中合法地垄断暴力行使的共同体，可以更方便地称之为政府、军事、法律体系和相关部门。关于核能的争论可以这样来分析，它是国家利益与民间反对者之间的冲突，在这项技术上国家可以获得并强化它的控制［只有在美国，私人企业才能在核能发展中发挥独立的作用］。
有的争论可以通过职业概念来处理。氟化争论的核心牵涉到了牙科职业；维他命C以及癌症争论牵涉到了医生的职业；某些争论则涉及法律职业。
氟化对于牙科精英来说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建议，因为它是一种保持牙齿健康的“科学”手段，因为它没有向造成蛀牙的强大群体提出挑战，特别是甜食产业。一旦氟化的支持者在牙科机构和医学机构中占据核心位置，那么他们就能够支配对氟化的研究和评估。那些揭示氟化优点的研究得到了资助并且可以出版。批评者，无论是科学家还是非科学家，都被看做是一帮古怪的人，他们遭到了忽视，或者受到牙科专家在权力上的压制。
癌症组织由研究人员、医学专家以及药品和其他产业组成。外科、放射和化疗的标准方法全都仰仗于并且强化了这一组织。维他命C——一种廉价的、非专利性的、病人自己可以掌握的药品——是对癌症组织的一种威胁。制度性利益与专业利益的这种强有力的联合以政治的方式结束了这场争论：拒绝为鲍林提供说服批评者的讲坛，拒绝给他提供资助，并阻止对维他命C做任何进一步的试验。
虽然结构分析通常被等同于着名的社会批判，但对结构的研究不能理所当然地等同于对现实的批判。比如，各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分析的是结构水平上的市场，而不是个体购买者和销售者的决定。
一些结构分析者坚持采用某种框架，诸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或女权主义的父权制分析。对于某些争论来说，这可能很充分。对于其他争论来说，更折中的进路［综合来自不同传统的批判］可以提供更多的洞察力，尽管这样做可能在理论复杂性或理论混乱上造成危险。
结构分析的一个危险是，假定结构具有实在性和稳定性会抹煞斗争和变迁的前景。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范畴的具体化［硬化］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常用的范畴——比如阶级或父权制——似乎太迟钝，以至于无法在局部层面上为争论的动力学提供更多的洞察力。也许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对争论的社会结构分析并不存在连贯性，这与其他进路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