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的形成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43页（2114字）

作为一种明确而自觉的活动，科技政策是一战与二战期间人们所采取的种种积极行动的产物［罗内因，1984］。但是，这些积极行动是建立在至少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预备性工作之上的，在此期间，相关的行动者已经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身份和制度网络，科学技术已经逐渐从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边缘走到中心。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科学技术已经开始呈现出一些近代的特征。在欧洲社会从封建制向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你喜欢的话——的转变过程中出现了近代的科学家，他们是中世纪经院学者与传统工匠的复合体，同时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工程师的先驱［齐尔泽尔，1942］。

17世纪的科学学院［意大利的西芒托学院、英国的皇家学会、法兰西科学院］为从事科学研究和交流科学成果提供了世界上首批有组织的社会空间。在工匠－学者与皇家君主之间的社会契约中，你可以发现科学制度化的基础，科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活动独立于宗教、修辞和政治［门德尔松，1977；范·登·达埃勒，1977］。随着17世纪出现的科学革命，人们开始逐渐把科学等同于实验活动，它需要借助于技术工具；一些相对独立的东西［被划分成学术活动领域和通过做事来学习的实践活动领域］在欧洲的学院科学的实践中得到了统一［埃茨拉希，1990；贾米森，1989；夏平和沙弗尔，1985］。

随着18世纪晚期政治和工业革命的到来，科学进入了大学，并由一种相对边缘化的社会活动演变成一种职业［门德尔松，1964］。在19世纪，技术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通过新型的研究型大学、工业研究实验室以及技术学院而得到加强。同时，整个工业世界的科学家都参与了科学促进会的活动，这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职业利益。他们想方设法成为院外活动群体，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工程师们纷纷仿效，他们使自己的训练专业化，把自己的活动扩展到整个国家机构和不断扩张的公司系统中，并成立自己的学院，试图在学术文化中培育出一种新的、更具实践色彩的分支。到了一战，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现代工业国家的形成中已经变成了关键性的行动者，他们有些人梦想着出现一个技术统治型的社会，新型科学专家将以工具合理性或技术合理性的名义来掌管社会［诺布尔，1977］。

在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中，私人部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科学技术。私人部门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通过工业实验室、大学－工业链以及［或许最重要的是］企业基金会，发展出了一种企业科学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卡耐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这里仅仅列举了最重要的几个——在设置物理科学、生物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的政策议程中成为非常重要的行动者。这些基金会的资助在巩固“研究型大学”以及抛弃学术生活中陈旧的、传统的价值观方面起关键性的作用［盖格，1986］。基金会还通过资助一系列有关研究和教育的国际交流项目，来鼓励跨学科和科学家之间的国际交流［参见阿比尔－安，1982］。

只有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政府科学政策活动。洛伦·格雷厄姆［1967］说：“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如此公开而积极地支持科学。苏联政府的革命领袖把自然科学同时看做是解决精神问题和物质问题的答案。”［第32～33页］苏联政府试图把科学研究融入到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严密体制中，科学院得到重组，以更好地为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服务。

1931年，苏联官员和科学家的一个代表团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科学史国际会议。他们提出，苏联对待科学技术的方式是解决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低下问题的途径——当时这些国家正处于经济萧条的痛苦挣扎中［布哈林等人，1931；参见L．格雷厄姆，1985］。苏联提供给科学家的设备和资助与肆虐西方的失业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呼吁实施政府管理和控制的苏联“模式”的声浪超越了正式共产党员的范围，众多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在英国，一个由着名科学家——兰斯洛特·霍格本、海曼·利维、J．B．S．霍尔丹、约瑟夫·尼达姆和约翰·贝尔纳——组成的高级的“有形学院”，鼓动政府更加积极地干预科学政策，并呼吁科学家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扮演更具政治色彩的角色。1939年，贝尔纳出版了具有宣言性质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这本书综合了各种广泛的历史、政治和经济主张，这些主张支持增加对科学技术的公共资助［韦斯基，1978］。

通过这些不同的积极行动，科学技术在二战前夕成了政治争论和公共政策讨论的中心议题。经济文化已经发展出了为科学技术提供财政支持并加以规划的众多机构；苏联政府已经在计划和科学政策的指导手段方面进行了实验；积极的科学家试图呼唤自己的学术同行，使他们意识到对科学研究实施更大程度的社会干预的必要性。但是，真正能使科学技术成为政治注意力中心的也许是战争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