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科学技术：转变中的视角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502页（2839字）

国际事务与科技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承认。然而，正如什科尔尼克夫［1993］所说：“研究科技与国际事务互动的常规方法是在特殊的政策领域，尤其是在压力政策的背景下考察它们的关系。”［第5页］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缺乏更为综合的方法使得这个议题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尤其是当变迁模式和国际政治的后果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时。

到20世纪70年代，有关科学技术的国际特征的多数研究都集中于科技对权力关系的两极结构的影响［也参见斯米特，本书］。人们认为，核武器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而且使得战争的威胁“成为实质性的恐怖，因为核武器带来的威胁是空前的”［弗赖，1982，第134页］。随着古巴－美国1963年导弹危机的出现，核威慑达到了它的临界点。世界政治学者开始怀疑，在危机中动用核武器是否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一些分析家则从矛盾和威胁的角度看待核威慑，从不认为它是一种军事解决方案［阿利森，1971；米特罗夫，1983］。有些人则把核威慑与博弈论［拉波波特，1974；谢林格，1960］或与防卫战略联系起来，而不是与战争行为相联系［弗赖，1982，第135页］。还有些政治分析家认为，两极主义和相互威慑已经成了“政权安全”和“核研究”的预设［J．S．奈，1987］。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一些分析家开始认为，科学技术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核威慑。科学技术被认为是加深世界体系的相互依赖性和复杂性的强大因素［基奥恩和奈，1977；什科尔尼克夫，1977］。人们的注意力从军事一安全问题转向了一系列更广泛的论题，转向了对如下问题的政策分析，即科学技术对政府应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全球化的能力的影响。基于新的交通与通信形式在国际贸易和国际互动中的普及、全球性技术所带来的新问题、环境资源的消耗和OPEC长期的能源危机所带来的威胁、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增长、新的政府和非政府角色的出现，以及行动者影响他人日常生活的“可行性”⁽²⁾和能力的不断增长——所有这些因素都被纳入到对“全球社会”［许多人开始采纳这种说法］的相互依赖性和复杂性的分析当中。在国际研究中，相互依赖性和复杂性开始成为关键词，离开它们，我们就无法理解日新月异的国际关系网络。在这几年的词汇表里，这两个词汇表达了即将来临的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点，正如科学技术是解释指数增长的要素一样［英克尔斯，1975］。此外，人们还认为，科学技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推动着社会和经济向理想化的后物质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贝尔，1974］。

随着1973－1975年的石油危机和罗马俱乐部报告［1971和1975年］的出台，新的、更为深刻的情况开始出现，即基奥恩和奈［1977］所说的“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性状况”以及J．N．勒泽诺［1980］所说的“世界事务的跨国化”。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世界舆论和学术界有一种新的焦虑。在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的冷战时期，人们并不十分关注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比如在科学技术论的学术文献中，这个论题很大程度上被移交给技术史。切尔诺贝利灾难仅仅是改变这一切的事件之一而已。与超级大国的战争游戏相比，硬科学和硬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和平应用似乎不怎么具有威胁性和危险性。学者们今天所面对的有争议的问题有：(a)人类能否遏制科技进步的负面效果，能否建设性地从中吸取教训［贾撒诺夫，1994］；(b)政府和民主政体如何准备应对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c)国际组织［联合国等］如何有效地应对技术应用［比如核力量］所带来的全球问题，这对这些组织的资源和权威的获取意味着什么［哈斯等人，1993］；(d)为了控制和调查生物武器［赖特，1990］和核技术在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扩散，国际社会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格林伍德，1990；拉科夫和布鲁沃德，1990；E．刘易斯，1990］。

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开始对西方世界的富裕市场展开商业入侵，北美和欧洲进入了全球化的新时代。新技术——常常从美国自由进口——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开始应用于“灵活的”高技术生产。在西方，由于北美长久的先进技术优势的衰落以及日本等新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国际竞争力开始下降，这更多地被看做是一种威胁，而不是竞争挑战。所谓的“双重用途的技术”的发展［古默特，1989；古默特和雷皮，1988；赖特和凯查姆，1990］，私人公司在军事研究和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民事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军工生产［甘斯勒，1989］，所有这些都对如下问题提出了质疑，即民事和军事力量以及经济和军事威胁之间是否存在微妙的理论差别。结果，传统的安全问题现在被认为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军事分析的范围，它不仅包含生态因素，而且包含经济因素。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恰当地［如果有争议的话］考察了这些发展的内在矛盾、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公共舆论、学术圈和政治圈的变化把这些论题摆到了政治和学术议程的首位。从政治层面上说，人们一方面对国际组织——如GATT——能否保证成员间的公平互惠提出了疑问，另一方面也对能否维持战后自由贸易体系提出了质疑。人们认为，政府和国家机构管理政策的能力——有关各种重大议题的政策，比如科学技术——充满张力。最后，从更加有限的意义上说，政府控制技术转让并从中获益的能力已上升到了国家利益的高度。

学术研究的转变尽管没有产生如此激烈的冲突，却也十分明显。［学术］兴趣的变化反映在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国际政治、经济的研究。⁽³⁾然而，主流文献对国家权力及其影响力的关注并未因此而削弱。以前只与军事相关的问题，比如区域联盟和“战略政策”，现在似乎对国家的经济前景具有极端的重要性。罗伯特·吉尔平［1987］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出发精确地描述了全球化的困境：民族－国家在从国际相互依赖性中获得好处的同时，试图在国内国际事务上维护行动的自由。“世界经济的整合力与主权国家的离心力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吉尔平，1987，第380页］。

关注全球化的分析家常常认为，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前面提到，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形成就是这种现象的一部分。然而，它有可能产生误导，仿佛国际政治体系的全方位的重构已是昭然若揭的事实了。这些变化究竟为国际图景增添了新维度，还是说它们带来了重大的转型，都很难说。然而，目前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似乎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冲突和分离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