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

出处：按学科分类—军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孙子兵法辞典》第755页（4527字）

【生卒】：1882～1916

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98年3月，经人推荐报考长沙时务学堂，以第三名的好成绩被录取。1899年7月，应梁启超函召到日本留学，1900年8月，唐才常自立军起事惨败后，他决定将名字改为蔡锷，取其“砥砺锋锷，重新做起”之意，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流血救民。他对自己的前程作了重要抉择，决心投笔从戎，弃文习武，改学陆军，以实现“流血救民”的抱负，他对梁启超说：“今日讲救国，拿枪杆子比拿笔杆子重要”。1901年蔡锷进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11月，升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习骑兵科。他认为中日两国，同样受到西方列强侵略的祸害，为什么近30年间却产生一强一弱的巨大差异呢?关键在于国体精神上的差异，要重铸国魂，倡导刚武不屈之气。他认为研究军事学的目的是希望统御并训练国民之实权。1904冬，蔡锷从士官学校毕业，在同期200多名毕业生中，他的毕业成绩名列第五。毕业后，他火速归国，渴望报国家、御外侮、拯黎元。他“虽存颠覆”之心，但在表现上却“迹求隐晦”。认为要在军事上施展救国抱负，只有想方设法首先打进清朝政府的军事机构，以攫取清廷兵权，才能站稳脚跟。然后在清廷内部积蓄力量，以便有朝一日，登高一呼，利用清廷的枪杆子为清廷挖掘坟墓。1905年7月，他应广西巡抚李经羲聘请担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不久，又奉命兼任随营学堂总理官。广西测绘学堂创办后，蔡锷又兼任了堂长。但他的主要任务是会同督练新军。他在1908年担任广西新编常备军第一标标统期间，为了改变封建军队的腐败气质，曾亲自征兵百名。他的征兵标准是：必须有一定的文化，必须具有淳朴耐苦的品性，要明白其职责在于为国家。

蔡锷在广西任职期间是他韬晦养势的阶段，对于重大事件，更不轻易表态，也不草率行动。他的政治态度引起广西的年轻同盟会会员们的怀疑。在广西一些军政要员掀起驱蔡风潮时，他们也加入了反蔡行列，推波助澜。1910年冬天，蔡锷辞职回乡之前，专门设宴款待广西同盟会支部负责人，要他们小心从事，更须自爱，千万不可拔苗助长，他以苏东坡的《留侯论》中“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一语赠送他们，并说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当成大事。

1911年春天，蔡锷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邀到云南，在教练处等待派遣时，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找上门来，委托他编写一份向官兵进行“精神讲话”的文稿。经再三思虑，他想出了一个论今不如述古的妙着，即通过辑录前人的治兵格言，以论述今天的是非。他花了数月时间，将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治兵格言，分门别类，辑录成十二章，每章前附以按语，再草就序言一篇，编成一册《曾胡治兵语录》，用它来代替“精神讲话”。

《曾胡治兵语录》全文长达2万余字，分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等十二章，每章之前的按语，着重阐明这一章的主旨和它的现实效用，实际上体现了蔡锷本人的治军思想。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举国震动。蔡锷力与革命党人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大家歃血为盟，以结同心。在10月28日深夜召开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蔡锷担心有人临时变卦，特邀充满革命激情的青年革命志士黄毓英、黄永社一起列席。果然不断有人以预备不周为由，建议将暴动推迟。这时，黄毓英、黄永社跳起来，激忿地说：“今天事已急，诸君如果踌躇，我们决心先发难。事败被获，必定供出诸君同谋。我们死，君等也不能幸生!”经他们这样一激，那些动摇不定的军官不免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于是大家决定：10月30日深夜12时发动起义，并一致公推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

29日晚8点多，驻扎在昆明北较场的第73标革命党人，在搬运子弹作起义准备时，被值日队官、北洋系的唐元良发觉，遭到追究。革命士兵见他如此可恶，当场将其击毙，乘势打死了另外几个反动军官。负责领导73标暴动事宜的参谋官李根源闻讯，果断决定提前行动。

蔡锷见情况已变，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行动。很快下达了提前起义的命令，并作了战斗动员。他宣布：“我们今日此举，为倾倒满清恶劣政府，不宜戕杀个人。汉、满、蒙、回、藏都是同胞，应一律看待。”对军纪，他明白规定：“各军不得妄杀一人，不得妄取民间一物，必须保护居民，防缉宵小”。30日上午，起义宣告成功。11月1日，蔡锷被推为云南军都督。

1912年10月4日，蔡锷奉袁世凯之调来到北京。袁世凯企图用功名富贵为诱饵，把蔡锷捏在自己手掌心中。在生活上对蔡锷“关心备至”，在政治上先后给他一顶顶徒有其名的桂冠。蔡锷此时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以为袁世凯是个人才，能把中国治好，希望争取袁世凯的支持，凭自己的军事知识和才能，培养一批智勇双全的新式军官，以对付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在为一本《古兵家学说辑要》写的序中说过，童年时就读过古代军事家孙武、吴起、司马穰苴的兵书，青年时代到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又从事军事生涯。他从我国古代军事着作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深感我国古代军事家论兵讲武的学问博大精深，对照近代的中国，精神文明、物质文明都堕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军事学术不仅不如古代，而且不如西方诸国。于是就给袁世凯呈上他苦心之作——《军事计划》。该计划3万多字，分成练兵的目的、武力之源在国力、义务兵役制、兵器、编制、教育、人事与经理共七章。

随着袁世凯卖国反民主的真面目不断暴露，蔡锷开始觉醒了，他写道：“吾人今日处兹乱世、认定一事于道德良心均无悖逆，则应放胆做去，无所顾怯，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所谓既要仁慈又要痛快也。”筹安会后发表宣言的第二天晚上，蔡锷搭车到天津找梁启超，征求梁启超对时局的看法。自此，他经常秘密前往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大计，经反复讨论，决定在云南、贵州发难最为稳妥。认为这原是蔡锷的势力范围，许多军官经过辛亥革命的战斗洗礼，觉悟较高，军队战斗力较强。而且滇、黔远离北京，袁世凯政府影响较小，也难以控制，大有鞭长莫及之势，如果以云、贵为发难地点，而后举兵入川，东出武汉，势必震动全国。

袁世凯本来对蔡锷就怀有戒心，蔡锷和梁启超的秘密活动，引起他的注意。于是，他一面派出密探监视蔡锷的行动，一面利用一切机会，“考验”蔡锷。不时借故召蔡锷去问话，蔡锷时而自称年纪轻，阅历浅，不识大体，不知世故，时而语无伦次，一问三不知。一次，袁世凯的一个党羽拿一本赞成帝制的题名录放在蔡锷面前，蔡锷缓缓提起笔，饱蘸浓墨，毫不犹豫地挥笔大书“赞成”二字。他还终日与杨度、梁士诒等一班帝制派人物厮混，时常出入茶楼酒肆，饮酒、玩牌，消遣作乐。跟着杨度等人涉足花丛，结识名妓小凤仙，传出不少风流韵事。袁世凯看出蔡锷醉翁之意不在酒，命令其长子袁克定派人严加防范，每天向他报告蔡锷的行踪。蔡锷知道后，索性花天酒地闹个不休。又假意同梁士诒商量，准备在京中购买别墅，“金屋藏娇”，博了个“风流将军”的美名。蔡夫人见丈夫整天沉缅在与小凤仙的情海之中，担心丈夫失去豪情壮志，便婉言规劝丈夫保重身体。蔡锷听了夫人的话，常常置之一笑，不久，夫妻俩演出一出吵架反目的双簧戏。一天，夫人借口蔡锷狎妓，闹将起来，蔡锷故意打伤夫人，捣毁家中什物，并扬言要与夫人离婚，责令她即刻离京南归。这一回，袁世凯听了报告，信以为真了，并派亲信王揖唐、朱启钤前往劝架。王、朱二人以为蔡锷迷恋小凤仙，喜新厌旧，都相帮劝说蔡锷，送夫人回家。蔡锷见王、朱当假成真，暗自欢喜，当下便取出一笔赡养费，打发夫人携带母亲和孩子，离京南归。次日，京中各报绘声绘色地披露了“风流将军”的离婚秘闻和“启事”。这一着，不但巧妙地掩护了蔡锷的反袁活动，而且解除了他在京城的后顾之忧。

1915年11月11日，蔡锷机智地甩开密探，抵达天津。12月初，经化装东渡日本。一到日本，就写信给袁世凯，说已东渡医治喉炎，信的措词极其恭顺，让袁世凯看不出什么破绽。同时，还交给张孝准几封信，这些信都是他亲笔写的，一封信介绍日本一个地方的风光，以及他在该地游历的情景。然后请张孝准按照计划，代他游历日本，每到一处，把准备好的信件投入邮筒，寄给袁世凯身边的高级官员。他自己匆匆乘上一艘日本轮船，经上海、基隆、香港、河内潜回云南。袁世凯听说蔡锷回到云南，大吃一惊。他不太相信有关蔡锷的这一情报，因为案前摆着的信件，明明是蔡锷游历日本时亲自发来的，信中字，分明又是蔡锷的笔墨，信封上的邮戳，也没有错，他思前想后才知中了蔡锷的计。

12月21日、22日，蔡锷在昆明召集军事会议，决定组织护国军。25日，蔡锷、唐继尧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讨袁。26日，云南护国军正式组成，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亲自率领主力进军讨袁。1916年1月14日，蔡锷率部向四川泸州进军。

当蔡锷主力到达四川永宁时，敌军主力已先达泸州。蔡锷决定改变主攻方向，以一部兵力牵制泸州之敌，集中主力，攻取綦江，直捣重庆，因情况突变，而未能实行。驻扎在泸州的敌军，利用夜幕，伪装成妇女，偷袭被护国军攻占的月亮岩，护国军前卫被敌包围，蔡锷急令兵力增援，这样，攻泸之役变成了保卫纳溪的战斗。蔡锷亲临前线指挥，并着士兵服，到前沿阵地侦察敌情。中午时分经敌阵地前的水田时，被敌发现，立即架起机枪猛烈扫射，子弹密如雨点。蔡锷进退两难，就势从田埂上滚入水田隐蔽起来，在水深齐胸的水田里躲避到天黑，才爬上田埂，回到纳溪指挥部。2月28日，蔡锷命令护国军发动反攻。当晚，朱德遵令击退正面之敌，夺取了通往泸州的咽喉要地棉花坡。3月17日，蔡锷发出反攻命令，兵临纳溪城下，敌人元气大伤，不得不向护国军乞求停战议和。

3月22日，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迫取消帝制。25日，他以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名义，提出6项议和条件，企图行缓兵之计。4月中旬，蔡锷一方面针锋相对地提出6项议和条件，决心把护国战争进行到底，直至袁世凯退出政治舞台，一方面加紧向袁世凯的亲信四川都督陈宦发动政治攻势，晓以利害。他对唐继尧、戴勘等人说：“如能借蜀事而引动其他各省，一致迫袁退位，则既不必用武力以伤国家之元气，复不须借手于法律政治，致使政客之嗥嚣聚讼，则尤幸也”。5月22日，陈宦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29日，汤芗铭在湖南宣布独立，袁世凯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6月6日因忧愤成疾而死。

11月8日，积劳成疾的蔡锷在日本辞世，年仅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