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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若则能避之

出处:按学科分类—军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孙子兵法辞典》第133页(1662字)

(释文〕 各方面条件均不如敌人,就要设法避免与敌人交战。

〔例1〕 秦朝灭亡后,项羽拥兵四十万,驻扎在新丰鸿门,刘邦只有十万人,驻扎在霸上。项羽听说刘邦有意称王关中,十分恼怒,就打算迅速出击,消灭刘邦的军队。这时项伯(项羽的叔父)赶到刘邦的军营,把项羽即将发起攻击的事告诉了张良

张良进见刘邦,报告了项伯所说的事。

刘邦大为吃惊,张良问他:“您估计一下,我们的军队,能够抵挡项羽的进攻吗?”刘邦默然良久,才说:“我们的力量当然不如项羽的军队。但是,事情已经到这步境地,该怎么办呢?”张良说:“这事只有请您自己向项伯说明,说明不敢背叛项羽。”于是,刘邦会见项伯,说明自己没有背叛项羽的心思,与项伯约为儿女婚姻。项伯答应刘邦的请求,回去向项羽解释,并且说刘邦有入关破秦的大功。项羽听了,以为言之有理,就改意善待刘邦。

〔例2〕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三月,叛将史思明与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在洹水北击败由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所统率的六十万唐军,之后,史思明执杀安庆绪,进入邺城(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市),尽收安庆绪部及其州县。继之,留其子史朝义守邺城,自己则率主力北还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继称大燕皇帝。九月,史思明发兵四路南犯:令狐彰自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济河取滑州(今河南滑县),他自己自濮阳、其子史朝义自白皋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北古黄河上),周挚自胡良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北古黄河上)渡河,约期会于汴州(今河南开封市)。

唐汴滑节度使许叔冀与叛军接战不利,便同濮州刺史董秦投降史思明。史思明克汴州后,以一部兵力进军江淮,自己则率主力西上,直指郑州、洛阳。唐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奉命东下拒敌,行至洛阳,对洛阳留守韦陟说:“敌人乘胜而来,我利在按兵待机,不利速战。洛阳势不可守,你认为我该如何布防呢?”韦陟立刻提出退守潼关,据险以挫敌锐的主张。

李光弼说:“两敌相当,贵进忌退。如果我无故弃地五百里,那么,敌人的气势就会更加嚣张。

我宜放弃洛阳,移军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北连泽潞,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我成猿臂之势,敌必不敢西侵。”判官韦损说:“东京(即洛阳)为帝王宅地,我怎么能弃而不守呢?”李光弼回答说:“我若固守洛阳,则必须分兵守牢关(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汜水镇)、崿岭(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门。”他认为兵分势弱,难以制敌。

于是李光弼命韦陟率东京官属西撤入关,命河南尹李若幽率东京吏民出城避敌,自己率主力北上河阳,严阵以待。史思明进入洛阳,空无所得,又畏李光弼来袭,不敢入居宫禁,退屯白马寺南,与李光弼对峙。李光弼阻敌西侵的战略意图达成。

〔例3〕 清仁宗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正月,白莲教在川陕鄂豫四省交界之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清起义,其中以王聪儿、姚之富领导的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起义军势力最强大,对清军的打击最力。王聪儿、姚之富在同清军的作战中,逐渐认识到采取流动作战的必要性,他们不株守一城一地,而在汉水以东的广大地区同清军周旋。

嘉庆元年八月,王聪儿、姚之富在钟祥一带遭到清军的合围。

他们鉴于硬拚或困守都于己无益,遂于十月并力向北突围,并在陈家沟设伏以待。当清军追来时,起义军伏兵突然发起攻击,将敌人打得大败,尔后便北走鄂豫陕边界,在那里开展斗争。姚之富一再告诫部下:“千万不要与官军接仗,遇到时就四散奔走,总是让官兵不知道我们的出没才好。”又说:“如果一旦遇见官军,就分散行动,各领一股逃走。等官兵追赶疲乏之时,再拚死上前抗拒,如果实在抵挡不住,再逃跑也不迟。”实践证明,这种“敌来我走,敌疲我打”的战争指导原则,在当时条件下,是打击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以弱胜强的有效手段。所以起义一年之后,湖北各地的起义军都相继失败,而王聪儿、姚之富领导的襄阳起义军却岿然独存,并驰骋于广大地区,不断地给清军以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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