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韩愈所着《毛颖传》后题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第33页（1269字）

唐文学家柳宗元撰。《毛颖传》，韩愈撰，以笔拟人，为笔作传，颇近小说。据柳宗元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十一月《与杨诲之书》“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毛颖传》当作于唐永贞元年(公元805)九月柳宗元被贬之后，大约在公元805－810年之间。时韩愈亦屡遭贬谪，元和元年虽然回到长安任国子博士，但不久又遭人嫉恨，只好到洛阳国子监去教书。坎坷的仕途，使他不免产生抑郁之情，《毛颖传》大约就是对此的抒发。《毛颖传》大致内容是，毛颖，秦时中山人，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皆所详悉，又通于当代之务。秦始皇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日见亲宠任事。累拜中书令，上尝呼为中书君。后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邪!”因不复见，归封邑，终于管城。文未袭用正史列传体制，云：“太史公曰：颖始以俘见，卒见任使，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毛颖传》问世后，在唐代文坛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囿于正统文学观念的文人对此加以讥刺。五代刘昫《旧唐书·韩愈传》：韩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此一评价，反映了唐五代一些文人的态度。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亦称：“韩愈着《毛颖传》，好博塞之戏，张水部以书劝之。”(参见“《上韩昌黎书》与《再上韩昌黎书》”条)。柳宗元对此却有完全相反的意见，表现了他开阔的视野与进步的文学观念。唐永贞元年(公元805)九月，王叔文政治集团遭到迫害，柳宗元被贬邰州，十一月加贬永州。《读韩愈所着毛颖传后题》：“自吾居夷，不与中州人通书。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杨诲之，湖南观察使杨凭之子，宗元内弟。柳宗元《与杨诲之书》：“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俳，游戏；古时以游戏取笑为主要内容的诗文，称为俳体，《毛颖传》即其代表作。柳宗元读《毛颖传》后题感一文，论证“俳又非圣人之所弃”，阐明《毛颖传》“有益于世”，给予完全不同于时俗的评价。柳宗元于此文中阐明的文学主张，亦体现于其创作，如他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宋清传》、《捕蛇者说》等文，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有所虚构和夸张，似寓言，又初具小说特点。清桐城派古文家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指摘这些作品“未免小说气”，正好表明它们确有创新之意。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唐五代的文化概况》：“柳宗元作《河间传》，拟《毛颖传》而虚构的程度更高，几乎类似《水浒传》描写潘巧云、潘金莲的事情。韩愈作《毛颖传》是用以戏谑，《河间》则是柳用以对某些人发泄怨恨。韩柳古文名家都做小说文，影响当然很大，前时惊而笑且排的人，有些也就翕然随以定，学着做古文小说了。”柳氏此文，既是为韩愈辩诬，亦是自我的争辩，实为唐人小说观念演进之忠实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