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派哲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江西人民出版社《东西方哲学大辞典》第875页（2887字）

以日本各大学讲坛为中心形成的哲学派别，创始于明治时代，影响至今，是日本哲学界的主流哲学。

日本近代哲学是在介绍和移植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形成的。明治时代初期，一批启蒙思想家采取“从虚学到实学”的公式，把西方的“哲学”作为日本近代化的一环接受过来。但是，日本近代化有其特殊性，即它把“文明开化”与“富国强兵”结合在一起，“民权论”与“国权论”也同出一辙。明治政府把日本文化的近代化限制在这个限界之内。为了整备和扩充天皇制绝对主义的权力机构，它建立和培养了明治时代的学院哲学。因此，对于这种哲学所期待的就是它能够在理论上担负起把这种政治形态加以合理化的任务。

学院派哲学是在东京大学这个摇篮中形成的。东京大学是以洋学为基础的近代大学，创立于1877年(明治10年)，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被任命为法、理、文学部的首任总理。新建的东京大学，一方面聘请外国教师，并选派留欧学生，开展翻译工作，成为教育与学术近代化的中心；另一方面又作为国家官僚培养所，对于近代国家体制的完成作出了贡献。在东京大学的日本人教师大体可以分为旧幕时代的洋学家和新政府成立后就职的新进学者。后者多数是在美国受教育的年轻一代。在这些人们中，兴起了与启蒙哲学完全不同的新的哲学。作为这种学风的中心理论，就是所谓“大学的进化论”。但是，进化论哲学并不是这里所说的学院“哲学”。直到东京大学改称为东京帝国大学，日本专门哲学家登上讲坛，致力于移植德国哲学的时候，才真正形成学院派哲学。

加藤弘之虽然是学院派的创始人，但他并不是学院派哲学家。近代日本“学院派”的真正代表人是比较年青的一代，他们主要是井上哲次郎(1855－1944年)和大西祝(1864－1900年)。当时，在政府“奖励德国学术”的政治空气中，东京大学哲学副教授井上哲次郎被选派到德国研修哲学，归国后晋为教授，开始在大学里系统地介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井上哲学的基本命题是“现象即实在论”，他在1890年发表的《现象即实在论要点》和1902年发表的《认识与实在的关系》两文中，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哲学原则，指出现象与实在“是同体不离，二元一致的”，是一个事物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现象和实在的统一构成世界。他认为，人能认识现象，但无法认识实在，然而人可以通过“直观”，间接地获得关于实在的观念；这种实在既非主观的、又不是客观的，人从主观出发获得的实在是“心的实在”，从客观出发获得的实在是“物的实在”，而“心的现象”与“心的实在”也是同一的不可分离的，人的精神包含着“心的现象”和“心的实在”两个方面，这时候，现象即实在，实在即精神。他认为，只有他的这种实在论才是用第三原理来统一精神与物质两者的哲学，是物心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根本原则。实质上，井上哲学只不过是德国古典唯心论、特别是康德和费希特哲学在日本的翻版；井上企图从哲学上综合东西文化，其实不过是把东方佛教的“心”和西方主观唯心论的“物”结合在一起的折中主义。

学院派哲学的另一个开拓者是大西祝。大西与井上的共同点在于他也是沿着学院派哲学的基本路线，致力于移植德国唯心论和进行东西方文化的综合；不同点在于他反对井上的国家至上主义立场和反启蒙主义倾向。大西对于西方哲学采取批判主义的态度，他在《方今思想界的要务》一文中指出：“我认为当今我们思想界的重要任务，是在把东西方各种思想进行比较、判断和批判，并认识其倾向及其价值。”他认为判断和批判的唯一标准是理性，他说：“在思想世界里，我们的理性就是我们的至尊者，不能获得至尊者的承认，则像康德所说的，不足以受到‘真实的尊敬’。”大西站在这种批判主义立场上，进行了独立的哲学研究，他的巨着《西方哲学史》就是经过独自的批判性研究之后写成的。他的《伦理学》一书是日本第一部伦理学着作，标志着日本伦理学史的开端。大西不仅开拓了在大学里把哲学当做一门学问进行研究的学风，同时还在《六合杂志》上发表文章，把哲学普及到大学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又是一位哲学启蒙家。井上哲次郎企图在封建传统思想中寻找“东洋文化加西洋文化”的支柱，因此他具有倒退到启蒙期以前的倾向；与此相反，大西祝则企图在批判主义的理性中寻找这个支柱，因此他向前推进了启蒙期的工作。学院派哲学在创立期所表现出的这种对立，给予后来的日本哲学的发展以很大影响。

明治时代，除井上哲次郎和大西祝之外，还有一些学院派哲学家活跃在讲坛上，譬如有贺长雄、三宅雪岭、井上圆了、元良勇次郎、中岛力造等，接受他们教育的哲学新秀也正在成长，西田几多郎就是在1894年从东京大学哲学选科毕业的。从明治末期，经由大正时代到昭和前期(至1945年战败)，由明治学院哲学家培养的年青一代，成为日本哲学界的主力。其中，以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为代表，继承和发展了其师开创的学院派哲学，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点的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西田几多郎(1870－1945年)的哲学活动涉及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长达40余年。西田哲学是以东方佛教思想为基础，以西方哲学思想为材料，并用西方逻辑建立起来的一种东方哲学，是具有封建性格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参见“西田哲学”条)。以西田几多郎为首的一批着名哲学家云集京都大学，形成京都学派(见“京都学派”条)。从总体倾向上看，京都学派哲学是明治学院派哲学的延续和发展，也是日本学院哲学的黄金时代。战后，学院派哲学虽然没有在组织上结社，但其学术传统和学风仍为多数大学哲学教授所承袭。特别是80年代，一批宣传非理性主义的年青学者又蜚声论坛，形成所谓新学院派哲学。

日本学院派哲学的根本特征，是其哲学上的思辨式唯心主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明治学院哲学就是为了批判启蒙哲学(实学)而建立起来的，这种批判一方面与实学的哲学相对立，主张“纯正哲学”(形而上学)乃至“认识论”，一方面把实学理解为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对此，企图建立理想主义、国家主义的哲学。井上哲次郎提倡的国民道德论，其特征就是针对功利主义而主张理想主义、针对物质主义而主张精神主义，从而把启蒙期所采取的“从虚学到实学”的公式倒转过来，改变成“从物质主义到精神主义”。尤其是他所撰写的《敕语衍义》(对“教育敕语”的解说)，其核心就是倡导国家至上的忠孝伦理观，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即是儒学的保守主义与洋学的开明主义之争，又是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学院派哲学发展到京都学派哲学时，其中的“世界史学派”便公然提倡日本主义和皇道主义哲学，直接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服务。另一方面，学院派哲学通过东西方文化融和之路，创造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哲学，锻炼和提高了日本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促进了日本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