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117页（9987字）

西方各个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艺术家关于人的观点、理论、学说的总和。西方人学的发展经过了许多不同的阶段。

古代，人学初探。

在西方，直到奴隶制社会，才开始了对人的深入观察和哲学研究。欧洲人学起源于古希腊。正如瑞士着名古代文化研究者安，邦纳所说：“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随着古希腊的发展和繁荣、强盛和衰落，古希腊哲学创造出丰富的关于人的学说，反映着希腊人的探索和沉思，忧虑与希望。古罗马人继续了对人的研究，但已经部分地丧失了希腊的自由精神。

古希腊最初的哲学家如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德，以及赫拉克利特等，都对人作过研究。但是，普罗塔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才在人学史上写下了开端篇。他公然把人摆在首位，要求以人为中心，用人的眼光看待一切。古代思想家重视人的价值。雅典着名政治家伯里克利认为，“人是第一重要的”。索福克勒斯说：“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算少，象人这样维妙的却很难找。”西塞罗说：“在人看来，人是最美的”。古代思想家适应不同阶段、集团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对于人的自由平等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主张。奴隶主民主派思想家，提倡人生而自由平等，他们认为，“根据自然，没有一个人生而为奴隶”；“大神令人类全都自由，自然从来不曾强迫谁当奴隶。在他们看来，主人和奴隶生来没有差异，两者的分别是由律令或俗例制定的：主奴关系源于强权；这是不合正义的”。德谟克利特说：“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贵族派思想家则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他们说：“少数强者比弱者得到更多的东西是公正的。因此，正义就是上等人对下等人统治。”他们认为，“强者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是公正的。”柏拉图作为贵族派思想家的典型代表，对此提出了详细的“论证”。他认为，人是由不同材料制成的，所以社会上必然分出等级。一些人是神用银子制成的，所以能辅佐统治者；而农夫和匠人，是神用铜铁制成的，因此，只能从事劳作。由此可见，对人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思想家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的制约。古代思想家猜测到人的本质属性在于其社会性，并由此论证了社会与国家的形成。亚里士多德第一次从社会生活方面考察人的本质属性，他把人称为理性的动物，二脚动物。他认为，社会性使人区别于动物并超出动物。他说，“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他断言，那些自我于社会或自足而无需生活于社会的人，他必定或者是野兽，或者是神祇。伊壁鸠鲁认为，人们为了不彼此伤害，才达成契约，结成社会和国家，国家是人的理性的体现。古代思想家还研究了人性的善恶问题。苏格拉底认为人性善，无人有意作恶。斯多亚派认为人应该顺应本性而生活。就是说人应服从神意、命运和理性。人的本性与宇宙的本性和谐一致，人是小宇宙。只有顺应本性生活，人才能成为有道德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性善，而且善是人的一切活动的目的。至善是最符合理性的生活，是人类最完满的体现，人本性是善良的，人生的最高目的和唯一标准是快乐和幸福，他说：“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他所说的幸福、快乐，指的是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宁静，而不是纵欲享乐。他相信人的力量，认为人是自由的，人有自由意志，万事由人定。卢克莱修认为，由于人有自由意志，所以人是成为野兽还是成为人，全凭自己。只有用理智主宰情欲，成为自己的主人，人才能成为人；否则，如果情欲主宰了理智，人就会沦为禽兽。古代思想家的又一个贡献在于，他们认识到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德谟克利特指出：教育很可以改变一个人，可以创造第二本性。教育可以使人为善，而避免坏的行为。苏格拉底认为，“美德由教育而来”，人“由于教育而成为善”。伊壁鸠鲁认为人类的本性能接受环境的教育，人只有接受环境的教育，才能获得知识，改变本性。

古代哲学中丰富的关于人的学说，是人学史上的光辉一页，它不仅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的直接思想源泉，而且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但是，源头只是源头，胚芽还不是植株，古代人学只是对人的初步探索。这同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度广度不够，科学知识积累不多，有密切关系。

中世纪黑暗的一千年，神学压倒了哲学，信仰统治了理性，教庭主宰了尘世。上帝成为人的主宰，人成了匍訇于上帝脚下的奴仆和渺小造物。一切关于人的研究，都被包容在神学的外衣下。人的产生，人的命运，人的幸福和痛苦，人的奖惩，一切都操纵在上帝手中。人注定生活在罪恶中，人的始祖犯了罪，人们必定要世世代代赎罪，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人类。在神学外衣的掩盖下，也有一些中世纪思想家谈到人的价值、理性和平等，但这些理论完全被看作“异端”。只是到中世纪末期，中世纪的人学理论才出现了一点理性的火花，这是新的市民阶级出现的结果。

文艺复兴时期，人性的觉醒。

14—16世纪，随着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人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生的资产阶级知道，财富不在天国，发财之道只在尘世。要发财就得向自然攫取，因此必须认识自然的本来面目，探索自然固有的规律，而这一切都要靠人去实现。不打倒上帝的权威，不扫荡神学的樊篱，人就不能解放，科学就不能振兴，生产就不能发展。因此，人文主义思潮、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思潮、宗教改革运动便应运而生，成为向封建制度和宗教势力猛烈冲击的时代大潮。正如历史学家布克哈特指出的：中世纪，人们的视野无论在观察世界还是认识自己时，都被一层宗教信仰、幻想、成见组成的纱幕遮住了。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最早撕去了这层纱幕，用人的眼光看待世界，用人的眼光观察自己。人性的觉醒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使他们在各方面创造出奇迹。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变革”(恩格斯语)，是新兴资产阶级掀起的一场重要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人学的主要内容是人性的解放，是新的独立的个人的兴起。这是一个性格完整的新人倍出的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他们几乎全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与中世纪的人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已经成了精神的个体，发展了自由人格，涌现出一大批具有鲜明性格的优秀人物。他们强调性格的独立发展，要求摆脱祖先和父母的传统，形成个人的精神生活。达·芬奇、马基雅弗利、布鲁诺等杰出人物，就是那个时代完善的个人的代表。布克哈特曾经说过：“十五世纪特别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的世纪。”人性觉醒的主题，不仅贯彻在哲学着作中，而且响彻整个文化知识领域。卜伽丘的《十日谈》，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拉斐尔的绘画，各种表现人体美的裸体艺术品，正是这一主题的表现。

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颂扬人，提倡尊重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他们断言，“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被创造出来是有可能使任何事物产生价值并生活得幸福的。”“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他们主张根据人本身的价值来评价一个人，而不是根据他的出身、服饰、财产、地位。但丁说：“并非家族使个人高贵，而是个人使家族高贵”。人文主义者抨击教会伪善的禁欲主义，赞扬人的自然本能和需求，主张人应该追求尘世的幸福，而不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彼得拉克说：“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他把爱情和荣誉当成人生的理想。卜伽丘认为，爱情是人的天性，要想遏止它是不可能的。真诚的爱情不仅不应该受到指责，反而应该加以赞扬。爱拉斯谟主张，顺应自然本性生活，才能幸福。人文主义者主张人的意志自由，不受上帝的干预，人凭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生命的形式。拉伯雷说，自由是人类天生的本性，人们应该按照自己的需要，自由地生活。因此，必然反对压迫和束缚，摧毁这种奴役性的桎梏。他们认为，真正的人性就是理性。斐微斯认为，虽然人有兽性，但更主要的是具有理性和上帝的不朽性。彭波那奇认为，人类都分享三种智力，即理论的、实践的、生产的智力。所以，他们崇尚理性，主张用理性衡量一切，反对盲目崇拜权威。他们讲授世俗科学，与神学相对抗，主张培养掌握各种知识的多知多能的人，这样的人具有高尚品德，能卓然立世。人文主义者反对宗教偏狭自私的情感，主张宽容，即容忍异端和异教，尊重他人的人格和言论。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学思想，推动了社会进步，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扫清了思想障碍，由于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中心地位，从而在社会生活中确立了全新的伦理标准和原则。他们的各种观点和主张，为近代人学思想所继承和发扬。然而，这个时期的人学，理性的声音中，总伴有蒙昧的颤抖；人生的觉醒中，总闪出禁欲主义的阴影；对尘世幸福的追求中，总夹带着对上帝的惶恐。人学的零碎、肤浅和缺乏系统的理论论证，是与资产阶级力量的羸弱相对应的。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是从抽象的自然人、人的生理需要出发，引出人的本性和需要。他们追求的只是人的自然属性的满足，还没有强大到要求掌握权力。他们关于宽容的主张，不过是弱者摆脱宗教那令人窒息的愿望。唯心史观使这个时期的人学失掉科学的基础。

近代，人权的确立。

17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随着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力量的增强，适应夺取政权的政治需要，资产阶级掀起更广泛的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中，资产阶级的人学理论，内容更加丰富，理论更为严谨，与社会生活结合得更加紧密。这个阶段人学的最大特点，是从人性的觉醒，转到人的普遍自然权利的确立。理性成为裁判一切事物的最高法官，人权成为人性的本质要求，人成为目的本身，上帝不仅为无神论者证明为子虚乌有，并且被进一步揭示为人的造物。强大起来的资产者已经不再向宗教势力呼吁宽容，只是要改革它，批判它，摧毁它，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些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人性的复苏，而要索回自身固有的权利。他们以自然法、自然状态、自然权利、自然秩序、社会契约等理论，系统论证人人都有天生的自由、幸福的生存权利。“自由、平等、博爱”成为理性人道主义的战斗口号，他们用天赋人权，反对封建特权；用社会契约论，反对君权神授说。成熟的资产阶级不仅在理论上宣传人权，论证人权，而且把它们纳入政治纲领中，要把它赋诸实现。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三权分立的代议制制度，集中反映了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政治要求和人道主张。不论是在法国唯物主义的战斗檄文中，还是在德国哲学家海涩的文字背后，这个时期的人学，到处洋溢着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勇往直前的热情，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

这个时期的人学，第一，继续高扬理性的旗帜，把它当作人性的本质，平等的根据，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培根以经验论的方式，笛卡尔以唯理论的方式，证明经验能力和理性是人人具有的，所以，人人都是自然和世界的主人，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斯宾诺莎认为，遵循理性的命令是人类达到完善的道路。洛克断言，人的理性就是自然法，遵从理性就是相互平等，不损害他人生命、自由、财产。密尔顿认为，自由来自理性，自由与理性是一对双胞胎，彼此不能分离。蒲伯认为，自私是行为的动力，但理性使行为有节制。孟德斯鸠认为，一个政府必须符合理性，不用严刑峻法。第二，对人的权利、人的自由、人的尊严，提出系统的理论论证。为了证明人的权利、自由、尊严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提出自然状态、自然法、自然权利等概念和理论。这里的“自然”(Nature)，就是指人的本性，即人性中固有的东西。格劳秀斯认为，自然法来自人类理性，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它规定自然权利和人的道德标准，人在道德上的善恶最终依据自然法。自然法规定：财产权是神圣的，人要守信践约，人有运用自己权利的自由，私有财产、社会、国家，全都是人民相互建立契约的结果。虽然，这是用自然法论证已经取得政权的荷兰资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合理性。自由、言论自由、心灵自由、意志自由，是这一时期人道主义者的中心议题之一。斯宾诺莎认为，受理性指导的人是自由人，遵从国家公共法令生活在国家中的主人，比只服从自己生活孤独中的人，更自由。洛克指出，自由并非人人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不可能有这种自由。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哲学上的自由，是要能够行使自己的意志。”卢梭认为，人性的首要法则是维护自身的生存，所以，人民有理由获得自由。他说：“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作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责任。”密尔顿指出，自由的原则就是自己要自由，就须旁人也有自由。第三，以契约论解释国家权力的诞生，指出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平等、公平、正义的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应遵循人人平等的原则，是这个时期人学的中心议题之一。尽管不同的思想家对“自然状态”的看法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他们的目的都是要论证，在以社会契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中，必须贯彻平等、公平、正义的原则。洛克认为，虽然处于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由平等的，但人还须凭理性订立契约，使平等的个人互不侵犯他人生命、自由、财产。爱尔维修认为，人类没有礼法的时候，虽然可以人吃人，但建立社会以来，人类就须凭礼法守公道，而礼法就是人的理性依据自然法、自然权利而订的互相尊重生存权利的契约。他的合理利己主义原则，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认为，人性是自利的，但组成社会则必须以公正、自由、平等作为人道的基础，这样，才能保证人人和利己心的满足。可见，启蒙思想家在宣扬人的自然权利时，并不是要使每个人都成为随心所欲的暴君，而是主张合理的自我权利。孟德斯鸠认为，原始时代人人平等，社会使人们失去平等，只有通过法律才能恢复平等，而在民主政治下，真正的平等是国家的灵魂。但是他明确指出，要建立真正的平等却很困难。卢梭深刻地指出，私有财产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第四，重视教育、立法，重视现实的社会批判和现实的政治斗争，把人道理想付诸实现。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从人性论出发，把改造旧制度的希望寄托在立法和教育上。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教育万能，通过教育改善人性，通过完美的立法，造成公平的社会环境，就可以实现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18世纪法国和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感性物质需要和利益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动力，因此，人应该是一切活动的目的，一切应该从人出发，又复归于人，人的理性是审查批判一切往日东西的唯一尺度。他们剖析、揭露、抨击法国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制度，为建立资本主义政权，扫清思想障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者的人学思想和人道主张，被纳入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中，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在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还无力进行现实的夺权斗争，为行将到来的革命作准备的思想启蒙中，人的问题成为一个重要内容。康德提出人是目的本身，不能只把人当成手段。赫尔德认为，人道是我们天性所固有的，是人类的特征，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实现人道是人类的神圣的事。黑格尔认为，“人间最高贵的事就是成为人”，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可惜，这些赞美人的思想，淹没在抽象的思辩之中。在19世纪上半叶人学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费尔巴哈把人作为哲学的核心，建立了文本主义哲学，重新确立了自然和人的中心地位。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理性、意志、心”。上帝不过是按照人的本性创造的。他倡导幸福论，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要追求幸福，他的着名口号“我欲故我在”。他说：“人之所以生存，就是为了认识，为了爱，为了愿望。”他把博爱原则扩展成为爱的宗教，希望用爱消除人间的不平等。他所说的爱是一种利己与利人不可分的行为。他希望通过教育改革不合理的现实。由于他仍然停留在自然人、抽象的人、生物的人的基础上，所以不可能科学地解决人的问题。

总之，以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上半期，虽然由于各国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各国人学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人的地位不断地上升，同时，上帝的地位不断下降。这是同一思想进程中的两股相向运动的潮流。上帝从万物的造主，经过泛神论、自然神论、无神论，最后成为人的造物；而人则从上帝的造物和奴仆，变成自然的儿子，自然和社会的主人，最终成为上帝的原型和创造上帝的人。人的上升，不过是资产者个人的上升，上帝的下降，不过是以其为招牌的宗教、封建势力的没落，整个过程不过是资产阶级力量由弱到强的现实历史过程在思想形态上的反映。人学发展的历史，不过是现实历史进程的一面镜子，反映着资产者阶级壮大的历史轨迹。处于历史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人学思想，成为其反对封建制度夺取政权的锐利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南。

但是，必须指出，启蒙运动的理性人学即理性人道主义，仍然是以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性为基础的。它脱离具体的政治经济条件，宣扬亘古不变的人性，并由此引伸出人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和政治主张，因此，它的理论必然带有虚假性。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以新的剥削形式代替了旧的剥削形式，以新的阶级压迫代替了旧的阶级压迫，他们从前以全人类名义宣传的原则，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发生了尖锐冲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尖锐地指出：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憧憬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体现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因此，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只是使人有点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总而言之，‘理性胜利’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表现出是对于启蒙学者所作的美好约言的残酷的讽刺，它引起了人们深深的失望。”夺取政权后的资产阶级用自己的行动，撕下了自己宣传的“全人类利益”的虚假外衣，暴露出他们新剥削者新压迫者的真实本质；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为他们的人学思想写下最好的脚注：抽象的理性人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许诺的一切，都只对资产阶级而言变成了现实，而对劳动人民群众，不过意味着新的压迫和新的剥削方式而已。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还应该提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学思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一对双胞胎。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两者虽然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从一开始，他们就带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表现出不同的阶级利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学思想就曲折的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莫尔的《乌托邦》反映了劳动群众建立美好社会的愿望。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赞美劳动神圣，反对私有制，主张集体精神，特别是梅利叶肯定农民公社的价值，号召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斗争，表现出无畏的斗争勇气和批判精神。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深刻批制资本主义社会，揭露了它的黑暗面，描述了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框架和构想，对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把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所以，他们都不可能找到建立人类未来美好社会制度的真正道路，他们的理论最终只能流于空想。

19世纪下半叶，人学开始分流。

如果说从文艺复兴以来，人学思潮基本上是沿着同一条理性的河床流动的，那末，黑格尔之后，人学便明显地分流了。这是同哲学的转折相对应的。理性人学在西方仍有绵延，特别是在一些文艺家的思想中。但刚兴起的非理性主义人学相比，它已不是主流。这种人学思想，对于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其历史意义是不同的，对于俄国等正在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起着一定进步作用。但对于已经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正作为夺取政权的第三个战士进入政治舞台的国家，它则起着麻痹工人阶级斗志的作用。在德国，理性人学经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结果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揭示人的真正本质、探索人类现实解放道路的科学人学即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创立。这是后来的一切科学的实践的人学的源泉，由此开辟的是一条广阔的科学人学的绵长道路，与此同时，西方非理性主义人学崛起。虽然哲学史上自古就有非理性学说的萌芽，例如，新柏拉图主义，艾克哈特、波墨等人的学说中的非理性因素，但近代非理性主义则肇源于谢林。非理性主义人学克尔凯敦尔、叔本华、尼采的始创，到20世纪，历史给它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各种非理性人学终于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并且波及其他国家。正如卢卡奇指出的：“非理性主义确实是国际现象，尤其是在帝国主义时期。”“我们把非理性主义理解为19和20世纪反动哲学的决定性的主流”。所谓非理性主义人学，指的是探讨和研究人的非理性领域并以它为主要内容的人学学说。如果说理性人学以理性为对象，为标准，以理性的方法探讨和研究人，诉诸人的理性力量改造世界，以求达到人们的目的，那末非理主义人学则以非理性(本能、意志、表象、感情、下意识、无意识)，为对象，为准绳，研究探讨人及其本质。它主要地不是改造客观世界，而是探究人的内心。如果说在理性人学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理性、社会性，那在非理性人学看来，恰恰相反，人之所以为人便在于其非理性、个体性。马克思主义人学同阶级的政治的斗争密切相关，它的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使它必然要转化为改造世界寻求人类真正解放的现实运动。非理性主义人学则向理性以外的范围寻觅，在从前被忽视的领域寻珍探宝。五花八门千姿百态的非理性人学，不过是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西方社会的时代产儿。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激化，20世纪上半期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空前的灾难，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太平盛世神话的破产、科技高度发达带来的高消费引起的精神空虚、道德败坏和世风日下，所有这一切使人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尖锐地提到西方人面前，这正是非理性人学在西方广泛传播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是形成非理性主义人学消极、悲观、颓废、“世纪末”情绪等基本特征的原因。非理性人学表现出来的沉沦、烦恼、孤独、苦闷、畏惧、冒险、解脱和死亡……等情绪，反映着走向没落的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这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乐观进取的理性人学，形成鲜明的历史对照。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中表现出的荒谬性、非人化、自我丧失等特征，同哲学中的非理性人学是一脉相承的。

总之，20世纪西欧人学虽然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曲折地反映被压迫者的愤怒和反抗情绪上，有其一定的社会进步作用，并且他们都想为人找到一条通往美好未来的出路，但整个说来，20世纪西方人学由于脱离社会关系，特别是最基本的生产关系去研究人的问题，因而他们的方法本身决定他们必然走进死胡同。企图凭借他们的学说去解决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肯定将一事无成。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指明的科学的人的解放道路，才能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建立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