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罗马人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121页（7049字）

欧洲人学起源于古希腊。

古代希腊人在对人的研究上做了很多探索。他们研究了人的起源，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社会的起源，国家的性质与职能，伦理道德及人生理想，人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等等，提出了关于人的丰富思想，为西方人学奠定了基础。

米利都学派是公元前7—6世纪出现的古代希腊第一个唯物主义哲学派别。他们探讨的主要是万物的始基、宇宙的生成等本体论问题。其共同特点是在水、火、气等感性物质形态中寻求宇宙的物质统一性。他们从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和朴素的辩证法出发，提出了宇宙的万物有灵论、人的生成论、人性和人生目的等重要思想。

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人是从鱼变来的”，证据是人的胚胎很象鱼。米利都学派认为，灵魂也是物质性的东西，泰勒斯认为是水，阿那克西米尼认为是气。它与万物的构成部分是一样的，所以灵魂也有生灭。另外，他们还把灵魂看成是物质运动的原因，因为万物都有灵魂，所以才会运动。

米利都学派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得到智慧，即通晓万物之理，借助理性来控制欲望，过一种不同于动物的生活，而不是为了追求物质享受。

米利都学派从自然的角度看待人的本性，认为社会伦理道德、法律观点、风俗习惯，是人类生活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则。作为西方最早探讨人的问题的米利都学派，在西方人学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完全抛弃了关于人的神创论、灵魂不死论，奠定了西方人学的科学基础。

毕达戈拉派虽然也探讨宇宙本源和生成，但他们与米利都派不同，把数看成是万物的本源，认为数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精神性的，一身而二任。这反映了当时物质与精神还没有分离的情况。在人的问题上他们完全继承了宗教迷信中“灵魂不死”和“轮回转世”的理论，主张人的神创论，认为灵魂进入肉体，是对它的一种惩罚，但经过严格的训练和宗教仪式，可以使灵魂纯化。人生的最高理想是使灵魂永远摆脱肉体的束缚，得到自由。晚期的毕达戈拉派中有人提出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灵魂尘埃说和灵魂和谐说，这可能是继承了米利都派的唯物主义传统，但这些人的影响不大。

埃利亚派吸取了毕达戈拉派的核心思想，把思维与存在分开，从而达到了完全的唯心论。毕达戈拉派关于灵魂不灭和轮回转世的思想，对后来的柏拉图，希腊化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这种理论使对人的科学研究走入了死胡同。不过它从反面刺激了唯物主义者对灵肉关系的科学探讨。

赫拉克利特主张火是万物的本源，人也是由火构成的。人的灵魂是干燥的火。人与动物的不同之点是人能认识自身和万物。他主张取得智慧、说出真理才是人生的目的。他讲的智慧是指透过现象去发现本质。他对人学的贡献主要是人如何认识世界。另外，他还把人分成等级，比如优秀的人和普通的芸芸众生。他说优秀的人是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一个人可以抵得上一万人”。芸芸众生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这反映了他的贵族偏见。

德谟克利特是古代最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自然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创造的原子论是古代唯物论的最高成就。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人类文明的起源，提出灵魂原子和肉体原子的结合是生命的原因，一旦二者分离，死亡就到来了，唯物主义地解释了生命现象。他还提出了“怡悦”是人生的最高目的的理性伦理学，主张人能认识世界，掌握自己命运。在人的认识问题上，他更注重主观因素的作用。

上述哲学家对人都强调其自然的方面，把人看成自然的存在，因而也服从自然的规律(他们称之为“命运”，“逻各斯”等)。完全自觉地、从主观方面，从人的社会性来研究人的情况很少。

公元前五世纪中叶，智者派出现在雅典。智者们研究的重点不再是“万物的始基”，而是社会中的人。当时，正值希波战争之后，雅典成为世界性的都市，怎样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取得成功，成了世人最关心的问题。人的问题成为哲学舞台的主角。智者派的代表人物是普罗塔戈拉。他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冲破了传统的人神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束缚，把人放在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地位，标志着古希腊人学的真正开端。在关于人类社会形成的问题上，普罗塔戈拉以神话的方式说明了火的使用对人的发展的巨大作用。认为人类正是迫于生存的需要，才发明了各种实用技术和语言。

苏格拉底与智者一样，认为哲学探讨的问题不应当是自然，而应当是人本身。哲学的对象应当是人类精神的自我，哲学的任务应当是“认识自己”，哲学的目的应当是改善人类。认识自己，就是认识自己的本性，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他崇尚理性，把伦理学完全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提出“美德即知识”的着名命题。他把道德与知识统一起来，是为了把道德提高到知识的水平，从而把道德科学化。另一方面，是为了把知识提高到社会水平，使知识人化、社会化。苏格拉底已经认识到人的问题的复杂性；人既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又是一种道德的存在(自由的存在)，但他强调人的道德存在。在对灵魂的看法上，苏格拉底带有浓厚的毕达戈拉派色彩，不过，他把灵魂披上了一层理性的外衣，更强调它的知识功能。实质上，他把人的本性看成是理性，把理性看成是人生的目的。他把改善人的灵魂看成自己毕生的事业，以雅典的“牛虻”自居，甘愿饮鸩而死，决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他的目标始终如一：人应当为善。他努力指明人怎样为善。苏格拉底的人学思想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存在主义者、分析哲学家都宣称苏格拉底是他们的先驱。柏拉图从自然、社会、特别是政治、法律和伦理关系之中研究人。柏拉图认为常人只能理解个别的事物，而哲学家对“实在”即个别事物背后的实质，却有着真切的认识，对理念有真知灼见；常人只能有意见和信仰，而人生的最高理想却在于认识理念，一个人若对善的理念一无所知，就犹如一个囚犯。在道德问题上，他强调全体的重要性。认为公正就是组成全体的诸部分都各司其职，发挥适当的作用。但他又坚决否认个人的权利，认为民众只不过是供哲学家进行统治和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柏拉图概括了古希腊时代人的理想及价值观念：在理性指导下，身心都得到充分发展，做美智仁勇的完人。柏拉图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为人服务的。他从社会和个人品德的角度研究人的本性，认为政治学和伦理学的目的是一个：为了造就善良的人，向善的人。他的幸福论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过幸福生活——自然性的满足和人最高能力(沉思万物之理)的实现，即充分发挥人的理性。才是真正幸福的人生。柏拉图认为，人是分等的，有的人是神用金子做成的，有的人是神用银子做成的，有的人是神用铜铁做成的。所以，社会中存在不平等是正义的。可见，柏拉图关于人的理论不过是为少数权贵服务的理论。柏拉图的人学理论对后代的西方人学思想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对老师的理念论作了致命的批判，他注重观察与经验，研究领域极广，是许多学科的奠基人。马克思称他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黑格尔称他为“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物”。在人学上，他把人与动物进行了对比，认为“人是两足动物”、“有理性的动物”和“政治动物”。在伦理学上，他崇尚中庸，注重实际，全心致力于善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主张幸福论或自我实现论。幸福论建立在他对宇宙与人性的看法上。在他看来，宇宙犹如一个自行发展的生物，它包含许多层次，每一较低的层次都以比它较高的层次为目的，宇宙的最高层次是神，它是万物追求的终极目的。人犹如一个小宇宙，在人中也包含若干层次，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的顺序是：植物性的生长和繁殖，动物性的感觉与欲望，与神类似的理性精神。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只能是理性。人的理性又分成不合理的部分(生长繁殖、感觉欲望)与合理的部分(理性本身)。他认为，人生确有目的，有追求，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思考的人生没有价值”是对的。人生的目的是幸福，幸福是使自己各种天赋的功能与潜力发挥到最大限度，其中最主要的是发挥其理性功能。快乐不是人生的目的，它只是人完美的发挥自己的能力后所得到的满足。有的快乐伴随着感性知觉，有的快乐则与理性更好的目标相联系。快乐与行为的完善共同构成幸福。幸福与美好相一致。物质条件的丰富，精神生活的安宁，以及有许多知己好友的陪伴，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幸福本身。亚里士多德反对用理性压制情欲，认为情欲也是人的功能，也有存在的理由，所以也应得到合理的满足。理性犹如人中的统治者，情欲犹如被统治者，二者都不能独立存在。在理性的支配下，二者应有一种和谐的关系。人格理性的逐渐完善就是幸福，最高的幸福存在于对神与永恒真理的沉思之中。根据他对人的分析，亚里士多德又把美德分为智德与行德，智德指智慧，理解和明智；行德指节制、宽宏大量。

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是关于人完善与幸福的学问，政治是关于社会与国家完善繁荣的学问，二者相辅相成。社会政治不好，个人也不会有德；个人无德，社会秩序也无法维系。完人只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就是说人生目的的实现，不能离开社会，社会是自我完善的唯一途径。他认为，国家的目的是公民的幸福，好的国家总是保持良好的道德秩序，崇尚美德，谴责邪恶。有公正的法律和良好的风俗。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会自然倾向美德。亚里士多德还把国家看成形式，把个人看成质料，国家的天职在于为公民提供自我完善的条件。但他也强调公民参政的重要性。他说，由于人是政治动物，所以人只有参与政治生活，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他批评柏拉图否认公民参政只能消极服从的观点，指出，没有任何权利的公民，不可能成为良好的公民，国家也不可能治理好。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它有自己的生命，组成它的个人也有自己的生命。因而，在国家中，个人与全体都是实在的。组成国家的部分(个人)有了毛病，作为整体的国家也不会健康。只重视国家而否认组成国家的个人权利的集权主义是坏的政治，它不可能实现增进公民幸福的天职。伦理学与政治学的目的都是提供个人完善的手段，只有把伦理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国富民良的目的。

古代希腊的人学是建立在人本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的，亚里士多德的人学正是这种人学的典范。希腊人以人类童年时代欢乐的心情面对人生，亚里士多德则是这种人生观的最后一位哲人。他以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洞察力，勇于探索和敢于冲破传统思想束缚的人格，给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思想财富。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城邦被马其顿所征服，人们失去了自由，政局动荡不安，国家丧失独立，公民的职责降为单纯的服从，经济的衰退，生活的苦难，道德生活的腐败，给希腊人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谁也无力改变这种状况。人们对国家、政治、道德完全丧失了信心，只求在乱世中拯救自己的灵魂，苟且偷安，于是伦理学就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本体论，认识论都成了服务于伦理学的手段，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的伦理学就是其代表。

伊壁鸠鲁的人生哲学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为基础，并补充了原子在运动中的“偏斜”说，从而为意志自由提供了理论基础：人不只是听从自然规律的摆布，也可以摆脱盲目的命运和冷酷的必然性。他认为，人的灵魂也由原子组成，灵魂也是一种有形体的东西，与其它实物一样，只不过是由最轻、最圆、最精致的原子构成的。它被完全包容在肉体之内，是肉体生命的根本原因，二者密切结合，不能分开。人死亡时，灵肉一同消解成单个原子，这犹如香油没有了，香气也就没有了一样。这当然是一种彻底的唯物论。死亡对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死亡时，我们就不存在了。在我们活着时，死亡还没有到来，因而对生者来说，死亡不存在；当死亡到来时，人也没有感觉了，所以不必害怕死亡，“贤者不厌恶生存，也不畏惧死亡”(《西方伦理学名着选译》上卷，第102—103页)。人除了害怕死亡外，还怕神的惩罚。针对这种迷信，他从原子论出发，对神作了独特的解释：神也是原子构成的，他们生活在诸世界的间隙里，不为尘世的变迁所纷扰，也不为人间的事情而分神担忧，他们根本不管人事。他还推论道：或者神愿意弥补世界的缺陷但做不到；或者能做到，但不愿意做；或者既不愿意也做不到。总之，神与人根本不相关，人的社会取决了人自己，人的行为也取决于自己。伊壁鸠鲁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肉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他的人生哲学是民族分裂，国土沦丧，个人对政治世事又无可奈何的产物。由于它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情绪，所以赢得了众多的信徒。他的一生就是实践自己哲学的一生。他生活俭朴有节，待人宽厚可亲，反对歧视妇女和奴隶，主张人人平等，对后世的唯物主义的人生哲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古罗马时期，卢克莱修，对伊壁鸠鲁的人生哲学作了有创见的发挥，坚决反对神创论和目的论，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自然现象。他认为人生忧患多难，源于对自然的无知，这种无知又被宗教迷信所加强，所以人在苦难中越陷越深。他猛烈地攻击宗教的罪恶，这在宗教迷信盛行的当时，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

斯多亚派的人生哲学也是一种投合厌倦与失望的人的哲学：世界是邪恶的，让我们弃世而独立；外物是靠不住的，让我们唯美德是求。聪明人接受他的处境，理解这种必然，从而不为物役，不为情牵，处险恶之域而毫不动心。斯多亚派的人生哲学，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阶段大约从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前129年，晚期阶段从公元前129年到公元后200年。在公元30年，它传入罗马。这一派的创始人芝诺提出“照自然而生活”的口号。照自然而生活，就是按本性而生活。人的生活既要符合自己的本性，又要符合宇宙的本性，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人的本性是宇宙本性的一部分。天生烝人赋之理性。理性是逻各斯的表现。照理性而生活，就是依统御万物之逻各斯而生活。一个非理性的为肉欲所左右的人生，既违反自己的本性，又违反宇宙的本性，是徒具人形，实则非人的人。由于人人具有理性，所以人人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社会上的不平等是违反自然的，把人类分成许多国家，也是不自然的，他们主张“大同世界”和做“宇宙公民”。需要注意的是，芝诺对人的本性的形而上学探讨，转向了现实生活中有德的实践，他的后继者埃庇克泰德就继承了他的这一思想，认为要善于区分“什么是我们的，什么不是我们的”，这是人的一种特殊能力，这种能力是对外物的态度，而非外物自身，因为身外之物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而对它们的态度则可以选择和决定。就事物本质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是可怕的，说死亡可怕，是因为你怕它，你若不怕它，死就不可怕了。如果人能把自己的好恶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本性所允许的范围之内，那他就是自己的主人，他就做到了完全的自由，没有恐惧，没有欲求，没有痛苦，这就是幸福，这就是真正的善存在于我们之中的含义。埃庇克泰德认为，从道德的角度看，人是一个自足的实体，理性的东西；而从社会和政治角度看，人又是组成社会的分子；如果把人放到更大的系统中去看，他又是包括神在内的这个更大体系中的成员。一切人均为神之子，都有神性，都是同胞，一律平等。他抗议人间的不平等，反对柏拉图的人生而不平等的主张，他赞成亚里斯多德关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观点，主张个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晚期斯多亚派的代表人物罗马皇帝奥勤留，安东尼认为，神是万物的始基，人人具有神性，最有价值的生活，应当是沉思内心的遁世生活。人必须认识自己的地位。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必须按神的计划行动，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地位。一切都是必然的。人必须履行对同胞的义务，所谓公正就是安于自己的地位，尽自己的本份。罗马斯多亚派更注重人的社会本质，注重对社会、国家和同胞的义务，主张爱国家，爱同胞牺牲自己，保全整体，这才是与本性相一致的生活。

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普罗提诺认为，善的行为的性质有赖于人理性地与最高目标的合一、沉思与爱。所谓幸福，就是与作为世界本质的“太一”的合一。普罗提诺的体系的宗教神学色彩很浓，深刻地影响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戈拉斯、斯多亚以及古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大杂烩，其特点是厌恶现世人生，响往出世的人生，强烈的悲观主义，对现实生活的绝望，关于人性的败坏，人的罪孽和软弱，对理性的不信任，对神和启示的膜拜。在它之后，宗教神学在欧洲就占了统治地位。

古希腊罗马人学思想十分丰富，某些观点也十分新颖独特和寓意深刻。处处表现出它的人道主义特征。为后来科学地研究人学开了先河。但古希腊罗马人学思想，缺乏系统性，论证不严谨，这是与其历史发展的条件相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