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德国人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192页(3390字)
18—19世纪的欧洲,是社会革命风起云涌,资产阶级统治逐步取代封建专制的年代。继英国1640年确立君主立宪的新体制后,1789年在法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大革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1775年也响起了独立战争的枪声。这些政治浪潮猛烈冲击着还在沉睡中的德国。
18—19世纪德国人学思想就是这一时代潮流的折光。时代风云唤醒了来自新兴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和法国启蒙学者、百科全书派一样,他们力图成为政治革命的思想前导。他们首先是继承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法国百科全书派关于自由、平等、正义的要求,把批判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的愚昧专横,他们要求从专制的王权和教会手里索回失去的人的尊严和自由,指出人的自由是最高的原则,是人的天赋权利;他们还力主用理性和道德来教育民众,使民众更好地运用自由,来实现个人的完善。因此,18—19世纪德国人学思想就适应时代需要,成为反封建和教育民众的有力武器。
这一潮流的最早代表是德国启蒙运动的先驱康德、门德尔松、莱辛、赫尔德等人。康德指出,启蒙运动的目的就是唤醒人们的理性,让民众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性,与专制愚昧作斗争。门德尔松是一个犹太人哲学家,他继承了批判哲学的精神,试图用理性来改造犹太教,消除犹太民族和非犹太民族之间的误解和隔阂,消除彼此的偏见,达到人类的和解。莱辛更是一名人道主义的斗士,他写了大量文学作品和哲学文章,宣传人道主义理想和精神,提倡不同民族和不同信仰间应互相宽容,友好相处;他主张通过人类教育,克服人自身的弊病和缺陷,使人成为完整的、真正的人。他创作了100多篇寓言,把一些普通的道德格言通过一件特殊的事件形象地表达出来,使读者深刻感受到道德的力量和意义。这些寓言起到了锥刺愚蠢、仇视欺诈鞭挞奴性和精神上的懒惰、维护思想自由的作用。赫尔德则明确指出人道主义应是人类的目的,历史的发展最终应使人的本质得到全面展开,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主义文学运动,以席勒为代表的狂飚突进文学运动,以施赖格尔兄弟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以及以费希特、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思潮,继承和发展了启蒙运动的人学思想。歌德执着地追求完善的人性,他刻划了一系列文学形象,这些人生活在尘世中,也有种种弱点和不幸,但他们从不放弃追求人的最高境界,他们通过学习、实践、四处游历,孜孜不倦地探求人生奥秘,并且不断战胜邪恶,最终瞥见了人生的真谛,达到个人与世界的统一。席勒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也致力于反封建和人性解放的伟大主题。他针对启蒙学者过于偏重理性、忽视感性的倾向,指出应该注意人的感性要求,只有将理性与感性原则结合起来,才能塑造一个完美的人。他在自己创作的戏剧中,对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那些封建统治的虚伪、俗套、残忍、暴虐等现象进行了尖刻讽刺和无情揭露。他希望用美育来培养人们的情操,起到教育人的作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则独树一帜,别开溪径,针对古典主义过份崇尚希腊文化而体现出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要求回到中世纪去,回到民族文化中去,挖掘本民族的精神财富。与启蒙学者人学思想中的乐观主义、积极主义倾向相反,他们抓住了人的问题的另一面,即人的死亡、情感、忧伤、黑暗等问题。这些方面应视为对启蒙运动和古典文学和哲学的人学思想的补充和发展,而不应视为对它的反动。革命的时代,是造就天才的时代,本时代涌现了一大批卓越的、第一流的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他们适应时代的需要,讴歌人的自由、平等、仁爱这一不朽的主题,从而在文化史上名垂青史,他们的成就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贝多芬、海涅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在哲学领域,费希特以其理论的尖锐和勇于行动成为争取人类自由的勇敢斗士。他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展到极端,“自我”成为一个认识着、行动着、设定着的绝对。他毫不畏惧地提出要向封建君主索讨人们失去的自由,要求用立法来保证个人及其财产自由。他希望把教会改造成为一种促进人们道德完善的力量。他还不顾个人安危,在法国占领德国时到处讲演,呼吁人们反抗外来民族的压迫和统治。黑格尔也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他继承了崇尚理性、主张人的自由平等正义等启蒙运动的传统,在青年时代就热烈希望从人的实践理性出发达到一个完美的“上帝之国”。他认为哲学的最高目的是提高人的地位,而新时代的标志就是尊重人,哲学应该有时代感。在人的问题上,他强调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个体与群体的统一。他认为实现人的自由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自由精神不能一蹴而就,为此,他涉及了经济、法、道德、历史、美学等多个领域,全面探讨人的问题。他还始终如一地关心时代的发展和德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在报刊上撰文评价政治改革的进展和各种方案,对改革措施和斗争双方有褒有贬,但均以理性为原则,不偏袒一方。他在世时发表的第一篇和最后一篇文章都是讨论政治问题的,这一似乎偶然的情况,充分说明了黑格尔对人的解放问题的关心。费尔巴哈更是彻底揭露了宗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要求用人的感性来补充人的理性,用人类之爱的新宗教代替旧宗教。他指出哲学应以人为本,并提出了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理论。
综观18—19世纪德国人学思想的发展,可以见到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1、它们讨论的重点是围绕人的解放和自由问题。它们反映了新兴市民阶级要求推翻封建专制、摆脱教会控制、建立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的要求,并且用天赋人权等理论来论证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合理性,成为时代政治革命的思想前导。
2、它们把理性当作衡量人性或非人性的唯一标准,把理性作为自己思想的基础,理性不仅是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且是一种能力和力量。
3、它们发扬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精神,主张尊重人,并把人道主义扩展到文学、教育、美术等领域,宣传人类博爱,亲如手足,反对战争和人类相互残杀,希望建立一个从物质和精神上都能保障人类尊严的社会。
4、它们都主张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首先是道德教育,来与人自身的缺陷作斗争,使人类不断逐步提高和完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彼此相爱的理想社会。
5、它们都充满了国际主义精神,都力图摆脱民族主义的狭隘观念,宣传“世界公民”、“世界宗教”等主张,志在消除不同信仰、不同民族间的误解和不信任,以全人类的解放为目的。
6、与法国启蒙学者的无神论倾向相反,它们的目的不是消灭宗教,而是用道德来改造宗教,力图使宗教为提高人类道德水准服务。
18—19世纪德国人学思想的最大局限在于:
1、对改善人性、人类的进步过于乐观,相信理想的力量,忽视了社会发展的一些实际因素和必然弊端。
2、过分相信理性与道德教育的力量,忽视了感性,忽视了利益、经济冲突等问题。
3、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上普遍地具有理想主义,乃至空想的色彩。
4、它们要求彻底与传统决裂,脱离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实际状况,只代表了新兴市民阶层中知识阶层的愿望。
18—19世纪德国人学思想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他们从理论上论证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关于天赋人权、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平等等理论。他们在文学和哲学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们创造的精神财富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人民争取自由平等、反暴政和压迫的巨大精神力量和信念。他们留下的问题和缺陷则为20世纪人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