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60页（1785字）

【生卒】：前200—前168

【介绍】：

汉初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洛阳人。18岁时即以“能诵诗书属文”而闻名于都。后经人举荐，被汉文帝召为博士。贾氏当时年仅20，而应诏对策又颇得文帝赏识，故一年中便超迁太中大夫。贾氏在一个新旧社会矛盾交织的时代从仕，与陆贾面临的休养生息的社会要求不同，他面对的是一个有所做为的历史要求。贾氏不断提出一些改革措施，却遭到老臣的反对。文帝虽然很赏识，但在老臣们的反对之下，亦知难以推行，不得不让贾氏出迁长沙王太傅。后虽又有召见，亦终未重用，只是让他改做自己喜爱的少子梁怀王的太傅。后梁怀王坠马而亡，贾氏自责之余十分伤心，常常哭泣，加之自己一生失意，终于在33岁时郁郁而终。在人学思想方面，从对秦朝兴亡的分析中，贾氏突出了行仁义的重要性，即一是重视人民的力量，认为从古到今，与民为仇者，迟早都会为民所胜；二是辨析礼与法的区别，认为“礼禁于将成之前、法禁于已成之后”，所以，“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并谈到了包括“行容”、“坐容”等最基本的行为规范。针对当时官员屡屡犯上的情况，贾氏极力强调等级制度，认为等级分明才能生廉耻。贾氏对礼的重视，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由暴秦的败亡而产生的对法的反动。贾氏的着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着录《贾谊五十八篇》，今存五十六篇，又《诗赋略》着录《贾谊赋》七篇，今存五篇，最新的版本有吴云、李春台合着的《贾谊集校注》。

(1)论人性 贾谊认为，人在本性上相差不远，造成人之不同的是其生长环境。人生而为赤子，无所谓善恶，因而，善的教育至关重要。他认为，婴孩初生之时，就要保护身体，教之以道德，并远离恶人，不见恶行，也就是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恰如“长于齐而不能不齐言”。一个人的“早谕”与“选左右”是其人性之发展的关键，比如北方的胡人与南方的越人，生来都能发人之声，但成人之后却语言殊异，可见人性之初是相同或相近的，不同的是环境的作用。良好的环境使人性导向善，相反的就导向恶。贾氏引用当时的俗语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不难看出，贾氏对人性的看法，受到孔子“性相近习相远”思想的影响。

(2)论善恶之由 贾谊对人之成长问题的进一步论述是指出了男女婚嫁的作用。他说：“素成，谨为子孙婚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素成”是指先天的遗传因素。他认为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的不同，原因在其母，所以，女子“有身”之后，在起居、饮食、闻乐，言语甚至为孩子命名等方面对胎儿及婴儿都有重要影响。在贾氏看来，一个人在胎儿时有重视胎教的母亲，出生后有讲仁义的家庭，成人过程中又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那么，其行为的善恶就不辨而明了。贾谊论人之善恶的观点，力图摆脱孟子、荀子以来善恶两分的争论，对后来思想家讨论人性善恶问题产生重要影响。

(3)论才性 贾谊认为人的善恶之行与其才性有关。比如他认为君主有上中下三等，上等可引导向上而不可向下，下等则正好相反，中等就可上可下了。在“上主”的国度，必有贤人辅治，国家亦将臻于大治；而在“下主”那里，邪人集聚，国家只有等待灭亡；中等君主，“得善佑则存，不得善佑则亡”。贾氏的才性论，与他的人性论有一致之处，人的才性之所以有不同，亦包含了遗传和环境的影响。

(4)论道德 贾谊非常强调道德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在他着名的“治安策”中，贾氏以暴秦的兴亡为例，以为秦自商鞅开始“遗礼义，弃仁恩”，至使“秦俗日败”。秦的政策，虽有利于兼并六国的方略，但“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在一统天下后没有形成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以至于“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贾氏进而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在道德习俗方面，并未改掉秦政的弊端，所以他力主“移风易俗”，即君君臣臣，上下有别，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正所谓“礼义廉耻”等“四维”，张则国兴，不张则国亡。贾谊的道德论以儒家的仁义观念为主，同时吸收了法家的一些思想，对后世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