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与吕不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58页（4677字）

【生卒】：前300?—前235

【介绍】：

吕不韦，秦朝政治家，思想家。阳翟(今河南省禹县)人，“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秦安国君当政时，有子曰子楚，在赵国为人质，处境窘迫。吕不韦邯郸行贾，见而怜之，以为奇货可居。乃与子楚议定，西游秦国，以金钱买通安国君爱姬，使立子楚为太子。后又从赵国救走子楚。后子楚立，为秦庄襄王，以吕氏为丞相，封文信侯。庄襄王在位三年去世，太子政立，尊吕氏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九年(前238)，宦官嫪毒作乱事发，祸及吕氏。次年，秦王政免其相国，并赐书相责，吕氏自忖难免于诛，乃饮鸩而死。秦王政即位初年，吕氏权力隆盛，乃自比春申、信陵等“战国四君子”之所为，广招门客，使人人着所闻，集论为“八览”、“六论”、“十二纪”，认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世又称《吕览》。此书明示了统一天下的政治目的和吕氏本人的政治野心，同时又力图总结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成就。在哲学上，吕氏强调阴阳五行和道家自然主义思想，认为治身与治天下都应“法天地”。在认识论上，强调变化的重要性。在历史观上，吕氏认为历史是必然性——“数”和偶然性—“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政治上，吕氏一面强调儒家贤人政治和重民思想，一面强调法家专制之道的重要性，力图使二者共同作用于现实政治。因此，在吕氏的人学思想中，人的地位是突出的。首先，他认为“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人要顺天适自然，不要进行“卜筮祷祠”之类违反自然节律的活动。其次，他认为万物之中人是最重要的，如果仁于他物而不仁于人，这不可算作是仁，而不仁于他物，唯独仁于人，却可以称作是仁，亦即“仁也者，仁乎其类也”。仁乎其类就是注重人伦关系，吕氏称之为“十际”。即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和夫妻之间的人际关系。作为人，如果抛弃“十际”，则无异于麋鹿虎狼。人的另一长处是“群聚”而生。凡人之性，与自然万物相比，仅凭个体自身的自然特性无法生存，比如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御寒暑。人要利用其独特长处，即不仅要使用先天生理机能，还要利用其社会机能，群而聚之，相与利之，即所谓“利出于群也”，用个体和社会力量共同达到“裁万物”的目的。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个知人、用人、重视人的时代，作为对这一时代人学思想之总结的一种尝试，《吕氏春秋》不能不从多方面论述人的问题，但它又是力图总结出人的单一模试，所以又为秦朝蔑视人的专制主义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吕氏春秋》自汉代高诱首注以来，校注颇多，较完备的有近人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

(1)性者所受于天 天人关系是吕不韦人学思想的要点。他认为，天成阴阳，阴阳化而生人，人的所有特性均受之于天，而不是人自己创造的。由天生人而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人法天，二是天人具有内在一致性。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谓圣王法令布于四方，四方应顺，圣王知之，是谓法天道。圣王使百官各处其职，各守其分，是谓法地道。这是人法天的最高层面。其次，天使人有欲，人不得不求，天使人有恶，人不得不避，“欲与恶所受于天也，人不得兴焉，不可变，不可易”这是人法天的普通层面。但是，“人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天与人的一致性，表现在天地与人同样地好生，贵生，以及人一旦能胜天顺性，则可以聪明寿长。吕氏还在《孟春纪》等文中将人事与自然规律比如农时等相联系，从而说明“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吕氏还把这种“顺天之道”作了推演，以为大凡帝王将兴之时，天必定先降祥瑞于下民，而上天欲降祸患之时，亦会有怪异之象出现，所谓“天之所诛，人之所仇也”，这是汉代天人感应论的先声之。人天一致还表现在人的能动作用上。人虽然受天之性，可以闻见，但如果没有后天之所学，依然是有耳不若聋。所以，学的目的不是增加天所没有给予的东西，而是实现天所赋予的潜能。就历史而言，武王与纣王相遇同一时代，是天之所为，非人事的故意安排，但武王修身积善，而纣王忧劳人民，则是人之所为，所以，武灭纣，毕竟不全是天的作为。总之，只有“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才能达到“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的结果。

(2)论人性 吕不韦对人性问题并没有集中的论述，但他还是论及了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他认为性是万物之本，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对于人，人性自然也是受之于天，而不是人在后天才有的。至于具体的每个人，亦无力择取而为之。人性的具体内容，吕氏认为“孝子之重其亲，慈亲之爱其子，痛于肌骨”，这便是人性的表现。但他又认为人之性譬如水火一般，善用之则为福，不善用之则为祸，所以，人性总的来讲是无所谓善恶的。因此，环境对人来讲是重要的，亡国之主注定是成不了贤王的，这是因为他生长的环境是佞臣主宰一切。

(3)人生观与养生之道 吕不韦对人生的看法，深受道家和阴阳家思想影响。他认为，天生人而使人有贪有欲，但欲有情，情有节制。圣人节制其欲，不使情之渲泄过分。五声，五色，五味是贵贱贤愚智不肖之人共同的情欲，但圣人从贵生的愿望出发，不使诸种情欲超出人之生存的基本需求。比如建造宫室台榭，足以避燥热潮淫即可。这并不是说圣人好俭而恶费，而是为了养性。“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贵生就要养生。天只是生人，而养成的责任则是人自身。人要顺天而养性，即要全天之性。因为天之性是法自然，所以，人也要法自然，全天而生。对于声色滋味，“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这不是说不爱声色，而是从利我的角度所做的考虑。总之，养生之道就是“适耳目，节嗜欲，释智谋，去巧故”，为此，圣人宁肯不要富贵；而帝王之功，亦是圣人的多余之事。

(4)论自我 吕不韦的人学思想很注重自我。认为人在自然及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人自身的重要作用，所以，吕氏认为，“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就天下而言，自古以来的先圣先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就人的行为而言，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知人者，必先自知。与儒家的观点相似，吕氏认为上古之人求诸己，上古以来才去求之于人。由于这种风气的下降，在现实之中就不要求全于人。不求全于人，就是责人以仁，以便与人相处，但自责则要以义，这样就会不做错事，使自己的行为端正。吕氏对自我之意义的论述，明显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

(5)君子计行虑义 在义利关系的问题上，吕氏坚持义重于利的观点。他认为“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义，小为之则小有福，大为之则大有福，而贵、富、显赫、威严、名、利六者是有悖于义的。因此，作为君子，其行为就应是动而缘义，行必诫义，并且所考虑的义并不是抽象的义，而是天下之长利，即有利虽厚，但若不便于后人，则不为；安虽长久，若是只对自己的子孙后代有益，亦不为也。总之，要从义断事，“从义断事则谋不亏”。在具体的分疏中，人们对义的态度并不是一致的。吕氏特别强调君子与小人之间的不同。君子临患忘利，计行虑义，小人则计行其利，反而不得其利。因为小人只计较小利，但利不可两得，得小利则大利去，所以，圣人要“去小取大”。普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对于利，往往是宁肯犯流矢，蹈白刃，也要得之在手，所以吕氏叹息“以富贵有人易，以贫贱有人难”。

(6)辱莫大于不义 吕不韦荣辱观与利义观紧相联系。对于君子，“辱莫重于不义”。他认为，人之常情，都是“欲荣而恶辱”，但荣辱的标准是“义”。而对于“士”而言，“诚辱则无为乐生”，士不可辱，受辱则不欲生。豪士之自好者，更不可“漫以污”。至于一国之主的荣辱，则不在于他的胜败，而在于他的治国之理，吕氏又总结道：“(人)欲荣而愈辱也”。荣辱本身不是刻意求得的。对求荣而言，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其用心，而在于符合义的行动，如果不明白荣辱之间的这种转化，结果必然是欲荣而愈辱。

(7)人固皆死 吕不韦生死观的主题是，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其必有死，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人固皆死”。人之情皆欲生而勿死，然“夫死，其视万岁犹一瞚也”。人之寿命，寿长者不过百，中岁不过六十，所以，吕氏认为，审知生是圣人之要，而知生者不以害生，是谓养生；审知死是圣人之极，而知死者亦不以害死，是谓安死。但人们缺乏对死的正确态度，比如孝子因爱其亲，故有葬死之举，但厚葬的结果却是引发盗墓的结局，反而不能使死者安宁，而是使其受辱，“故先王之葬必俭”。另一方面，对待自己的死，“士之为人，遗生行义”，在义面前，“士”迫生不若死，死是微不足道的。通达的士人，明达生死之分，所以，在利害存亡面前不惑乱。生由天定，死由命定，天有盛衰，人有穷达。“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人事无法干预，求之不得，去之不能。因此，对于士人来说，明白此一道理，便能以义作为自己的守则而安然处之。

(8)务本莫贵于孝 吕氏的孝论，继承了孔子弟子中曾子一派的观点。认为孝首先是养父母，有所谓养体、养目、养耳、养口和养志等五道。“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养”，但体养还不是唯一的，尚须有敬养，安养和卒养，即体养是低层次的，基本的，还要上升到高层次的精神之养。用曾子一派的说法就是：“身者非其私有也，严亲之遗躬也。”爱护父母给予的身体及生命是孝的必然要求，所以一定要身体康泰，肢体健全，以至于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这是指肉体方面的保全父母之所生。在精神方面，居处不庄，做官不敬，朋友不笃，战阵无勇，事君不忠，都是不孝的行为，这样，孝由个人和家庭升华到了君主和国家。吕氏认为，为天下，治国家，一定要先本而后末，而“务本莫贵于孝”，亦即爱其亲者，不敢恶人，慢人，先及所亲，后及所疏，以此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然而，吕氏不仅强调士民和人臣之孝，也强调天子之孝，即“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因此，吕氏认为，孝是三皇五帝之本务，万事之纪纲。吕氏的孝论，承先秦儒家之余论，对中国孝论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9)人主以民为务 吕不韦有明确的重民思想。吕氏经历过战乱时代，深知普通人的疾苦，以为“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黔首无所告诉”。但观之于历史，吕氏认为尧把王位禅让给舜是因人之心，汤武之兴亦是因民之欲；观之于现实，则因主德不通，民欲不达，致使国家积郁良久，万恶并起，天下大乱。因此，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只有顺民所喜，向民所欲，万民才能悦其义。即使是兴兵举武，也要以诛暴而济民为宗旨。民有威力是他们的本性，人主顺民心，才可以功名成。故大凡举事，必先审民之心然后可举。圣人之所以能长治久安，就因为他能以爱利民为心，精气与民相通。然而，吕氏也认为“民不可与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功”，民是被动的，虽然有威有力，也只能坐待人主的给予。“人主执民之命”，之所以要“以民为务”，不过是要天下归顺。因而，人主的最终目的并不在民而在天下，只是在掌握天下的过程中，人主要正视人民的利益。一旦能因民之欲，民则“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并能亲其上，皆乐为之死矣。也就是，人主“爱利之心渝，威乃可行”。爱民是为了行威，所以，“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