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长统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81页（1789字）

【生卒】：180—220

【介绍】：

东汉思想家。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省金乡县)人。少时好学，博览群书，富于文辞。二十余岁即游学交友，人多异之。并州刺史高干招名士，善待仲氏，仲氏谓之曰：“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高干自负不纳，仲氏遂去。后高干叛败，当地人士皆言仲氏论人之卓异。仲氏“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当时有人称之为“狂生”。州郡每有命召，均称病不应。尚书令荀彧闻其名，举为尚书郎，后参承相曹操军事，于汉献帝逊位之年卒，年四十一。在人学思想上，仲氏的思想一反上代人物的看法，不从天道引出人道，而是以人道为主，天道为辅。他认为，注意陶冶情操，饮食起居，是长寿之方，如不幸而有疾，则求诸汤药之治；讲道德，求仁义，乃吉祥之术，不幸而有灾，则自责于己，自可免去。这是对人的吉凶祸福的人道式的说明，与天道了无关系。仲长统所着《昌言》早以散佚，今存于《后汉书·本传》三篇，即“理论”、“损益”和“法诫”；清人严可均《全后汉文》辑存二卷。

(1)人事为本，天道为末 仲长统从天下治乱的角度阐述了天道与人事的关系。仲氏认为，人主得天下与失天下自有其规律，但此规律并没有神秘色彩，而是产生于人之行为，故所谓应天命，得天分者，其实不过是人事的结果。易言之，人主之所以能建功立业，流名百世，只是倾尽人事而已，与天道并无关系。要王天下的君主，不必知天道。要说到用天之道，亦只是按季节而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而在安定天下的总体方面，对于吉凶祥瑞之类，是一无可取的。可见，所谓天道，即是大自然的规律性；吉凶祥瑞，亦不过是自然现象。所以仲氏又说：“所取于天道者，谓四时之宜也。所壹于人事者，谓治乱之实也。”他认为，知天道而无人道者，乃是巫医卜祝之属，下愚不齿之民。信天道而背人道者，乃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其实，政善则天地将从我而正，休祥之兆将自然而然地应我而集，恶物亦必定因我而亡。政恶则与此相反，天地违我，祥兆远去，恶物并至。这就是“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缘由。仲氏又将天人关系分为三等。上等者，审我之善而不再依恃天道；中等者，怀疑我之末善，引天道以自劝；下愚者，不求诸已，而只求之于天道。仲长统的天人之论，不仅分开了天道与人道，而且在社会事务中将人事放在首位，这在汉代人学思想中是独树一帜的。

(2)一治一乱的历史观 仲长统从其“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天人论出发，阐述了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他排除了“五德终始”与“三统”、“三正”的天命循环论和神学目的论，提出了一治一乱，乱长治短的历史观。他把历史的发展与王朝的兴衰分为“争夺”、“安定”、“乱世”三个阶段。在“争夺”阶段，天下未定，“战争竞起”，英雄豪杰往往打着应“天命”的旗号，“伪假天威”，相互“角智”、“角力”。结果，失败者“羁首系颈”，成为阶下囚，而胜利者则成为王天下的一代新君。但不论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在争夺中无不伪造天命，假借天威，因此，所谓“天命”，无非是争夺天下的工具，事实上“天命”并不存在，胜负乃是角智与角力的结果。经过“争夺”阶段，“天下晏然，……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然下愚之才居之，犹能使恩同天地，威牟鬼神”。这是说，在政权稳固阶段，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于是统治者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形成唯我独贵、唯我独尊的一家一姓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掌权者即使是最低能的白痴，也会被认为是大救星，恩德犹如天地，威力等同鬼神。在仲长统看来，治世所出现的这种迷信崇拜亦非天意或鬼神之力，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形势使然。历史再往下发展，又由治到乱，以致败亡。”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这种腐败政治下的官僚机器有如“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研生人之骨髓”，从而导至“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匹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这里，仲长统把王朝瓦解的原因同样归之于“人事”，即封建王朝的政治腐败，而非“天意”。仲长统对封建王朝的三段论，虽然仍未摆脱历史循环论，但其中心在于强调历史发展是由人为与形势使然，具有无神论倾向，对后世历史观的理论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