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90页（3298字）
【生卒】：223—262
【介绍】：
三国思想家，文学家。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人。官拜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早孤。“少有俊才，……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且擅长诗文，精通乐理。与阮籍、向秀等作“竹林之游”，为“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刚肠疾恶，不堪流俗，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所以为“世教所不容”。遭钟会构陷而被司马昭所杀。其着作收《嵇康集》。
(1)二仪陶化，人伦肇兴 嵇康认为，“太素”或“元气”是最原初的物质，万物都是由“太素”或“元气”所生成。“元气陶铄，众生禀焉”。元气中包含阴阳两个对立面，阴阳的变化推动了万物的发生，“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人是阴阳二气的统一体，不可有阳无阴，也不可有阴无阳。阴阳“相须以合德”，才有人的存在。嵇康认为，人的才性也是由元气所决定的，禀受元气多少不同，所以有昏明的差别。“明以阳曜，胆以阴凝”。“唯至人特种纯美，兼周外内，无不毕备。降此以往，盖缺如也”。嵇康“二仪陶化，人伦肇兴”的观点是其人类起源思想及讨论才性问题的自然观基础。
(2)人性以从欲为欢 嵇康为反对名教对人的束缚而提出的人性论命题。嵇康认为，“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是人的自然本性，因此对于人来说，“不扰则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不扰不逼，人则得其自然本性。他认为，在上古洪荒之世，本来没有什么《六经》，人们也不知道什么“仁义之端”，“礼律之文”。因此，那时的人们“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后来，“至德之世”渐衰，才有作文墨、别区物、造仁义、制名分等等，以此来束缚和限制人的自然本性。因为《六经》开荣利之途，所以人们便违背自然本性，“困而后学”，“计而后习”。实际上学习是有似自然而实非自然。嵇康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人的自然欲望的满足“不由抑引之《六经》”，人性实现的根本途径，也“不须犯情之礼律”。由此他指出：“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嵇康认为，人的真性是无为，只要能像上古洪荒之世那样，“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那就可以“不学而获安，不懃而得志”，根本不需要“求于《六经》”，“欲于仁义”。嵇康“人性以从欲为欢”的观点是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的具体化。
(3)论才性 嵇康通过论证“明”和“胆”的关系以讨论才性问题。嵇康认为，人禀阴阳二气以生，阴阳二气对人的作用是不同的，阳气发散形成人的“智慧”，阴气凝聚，形成人的“胆识”，因人所禀阴阳之气多少不同，所以才性有昏明之别。“或明于见物，或勇于决断。……专明无胆，则虽见不断；专胆无明，达理失机”。由于“明”“胆”分别由不同的气所决定，所以“明胆殊用，不能相生”。但由于“二气存一体”，因而“明能运胆”。刘邵曾讲，“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嵇康关于明胆的观点与刘邵的观点有一致之处。嵇康以人的智慧(“明”)与壮勇(“胆”)的关系说明人的才性，实际上改变了魏晋以前以德论人的传统，企图打破儒家道德中心论的束缚，提倡以人的智慧、胆识作为人才的标准，这一转变在中国人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4)论养生 嵇康认为，“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形神相须，废不可，故养生必须是形神共养，共养则能“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但形神二者并非平列，“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所以嵇康更强调养神，强调要“清虚静泰，少私寡欲。……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着。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这样才能保持“神”对“形”的统帅作用，从而使形体也得到颐养。但现实人生中，使人精神不得安宁的因素很多，故养生不易。嵇康认为养生有五难：名利不灭，喜怒不除，声色不去，滋味不绝，神虑转发。能克服这五难，便可做到清虚静泰。嵇康认为，清虚静泰，少私寡欲并不是要人们不室不食，而是要使室食得理。即为了健康而遵循“自然之理”，以达到一种“和”。他把人的欲望分为“性动之欲”和“智用之欲”。前者出于人的生理本能，属于人之自然；后者出于人的着意追求，违背了人的自然。“性动者，遇物而当，足则无余。智用者，从感而求，倦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祸之所由，常在于智用，不在于性动”。嵇康指出，人们多以为“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伤身”，“以觉痛之日，为受病之始”。实际上是“积微成损，积损成衰”。所以养生要慎众险于未兆。嵇康还指出，养生要懂得“交赊”之理。他说：“常人之情，远，虽大莫不忽之；近，虽小莫不存之。”即只贪图眼前享乐，不顾长远利益，“背赊而趣交”。明智者是“审轻重然后动，量得失以居身。交赊之理同，故备远如近，慎微如着，独行于众妙之门，故终始无虞”。他还特别看重音乐对于养神的作用。至于养形，嵇康主张呼吸吐纳和却谷服食，即免用五谷，服食药散。嵇康养生论的主旨是形神并养，同时强调精神对养生的重要。实际上魏晋时期的养生理论，其意义已超出了养生本身，涉及到自然与名教、人性的本质、理想人格及道德修养等一系列人学的基本问题，故对后世影响甚大。
(5)论性命 嵇康认为，人禀元气以生，具有自然本性。如“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人之真性无为”等等。要因任人的自然本性，才能全真得性。“人性以从欲为欢，……从欲则得自然”。养生就是要保证人的自然本性的和谐。嵇康把人的欲望分为“性动之欲”和“智用之欲”。“性动之欲”属于人的自然本性，所以不能被礼法所束缚；“智用之欲”出于人的有意追求，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因而不能放纵。嵇康反对寿夭皆由命定的观点，认为如果人生寿夭皆由命定，那么“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长平之卒，命何同短?”如果彭祖七百，殇子之夭都是性命自然，那也就不需要养生防病，祛病延年了。嵇康举例：单豹专静寡欲，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但不幸被饿虎所食。如果单豹命定要被虎吃，“虽智不免”，那么寡欲何益?在嵇康看来，单豹并非命定“行年七十”，而是其养生之法不当，只营内不趣外，没有达到养生之“和”。如果能营内趣外“合而用之”，单豹是可以延年致寿的。嵇康反对命定论，但却主张宅之吉凶也是命之寿夭的一个必要条件。“宅与性命，虽各一物，犹农夫良田，合而成功也”。这反映了嵇康思想中的矛盾。
(6)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了“君子”的标准，他说：“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精神不受是非牵累，而行为又顺自然之行，此即为君子。具体地说，“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这里，嵇康把不存矜尚(虚伪造作)与不系所欲作为君子的重要条件，他认为如果能做到这些，则能超越名教的束缚而以自然为性。所谓“越名教”，就是不受纲常礼法以及一切功名利禄的束缚；“任自然”就是因顺自然之道、因顺人的自然本性生活。在嵇康看来，纲常名教、礼律之文都是束缚人性的枷锁。在纲常名教的束缚下，人性被扭曲了，人都成了伪君子，把自己的真实感情隐匿起来，一切言行都以名教的是非善恶为准的，以此求得功名利禄，而不是以自己的真情实感为标准。嵇康认为这就是“私”。只有“任自然”才是“公”。“值心而言，则言无不是；触情而行，则事无不吉”。值心而言，触情而行就是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根据自己的情感所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言行都出自真情实感，“不议于善而后正”，“不论于是而后为”，“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俱”，那就是“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这样就可以“寄胸怀于八荒，垂坦荡以永日”，达到一种最高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