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25页（4509字）
【生卒】：1009—1059
【介绍】：
北宋时期的哲学家，思想家。字泰伯，南城(今江西南城县)人。少年时，家境衰落，自称“南城小草民”。庆历二年(1042)，李觏以草泽荐，“因徒步二千里入京师，以文求通于天子。乃举茂材异等，得召第一。既而试于有司，有司黜之。”李觏落第后，于第二年在南城创立“盱江书院”，“先生(李觏)为之师，四主东学尝数百人。”学者称其为盰江先生。嘉佑二年(1057)，已经49岁的李觏由范仲淹等人的举荐，充任太学助教兼太学说书，旨令赴太学供职。嘉佑四年因胡瑗以病请假，升为直讲，权同管勾太学。同年请假归南城，于8月卒于家。李觏的人学思想，反对孟子、董仲舒“贵义贱利”的观点，认为孟子言“何必曰利”是偏激的看法，认为孔子所讲的“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等于承认了人之欲望的现实性与合理性。他大胆地提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盖城廓宫室，非财不完；馐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戌，非财不给；郊社宗庙，非财不事；兄弟婚媾，非财不亲；诸侯四夷，朝觐聘问，非财不接：矜寡孤独，凶荒札瘥，非财不恤。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这等于说，将封建国家的政治、法律、军事、外交、道德、文化、礼教等一切物质的与精神的活动，全部放置在“财用”的基础上。这种认为物质财富决定一切人的行为活动的思想，萌发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李觏的人学思想中还突出了人为的思想，认为吉凶祸福不是命定的，而是人为的，并进而肯定人可以战胜和改造大自然。这无疑是从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肯定了人的作用和价值。李觏的功利主义的人学思想，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对王安石及以后浙东事功派的陈亮、叶适等人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吉凶由人 李觏认为吉凶祸福不是命定的，而是由人事活动引起的。他说：“《系辞》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由此观之，吉凶由人，乃《易》之教也。”他从《系辞》谈吉凶的话作出了完全不同于一般儒家学说的“吉凶由人”的结论。他还利用五行相生相克的方法论述了吉凶由人不由命的思想。认为：“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用之得其宜，则虽相克而吉；用之失其宜，则虽相生而凶。”譬如水克火，可以用来灭火，消除灾害，火克金，可以用来改变金属的硬度，锻铸器械；金克木，可以用金属做的工具砍伐木材，建造宫室等等，这叫做“是用之得其宜，虽相克而吉也。”反之，用水浸泡木材就会腐烂，将木材放到火中则会烧毁，用土埋金属则会生锈等，这就叫做“是用之失其宜，虽相生而凶也。”因此，相生相克的必然性，在李觏看来，只是事物的特性和规律而已。只要善于利用事物的特性和规律的话，那么人就可以认识、掌握吉凶的规律，从而可以做到避凶趋吉。李觏这个思想显然包含着一个潜在的命题，那就是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世界上没有不能被人所认识的事物。
(2)积人事而责天道 李觏认为，只要充分发挥人力的作用，水旱等自然灾害是可以克服的。他说：“农既得其时，种既得其宜，然且不熟者，水旱贼之也。水旱之灾，虽天所为，至于人力亦有可及矣。”这就是说，人在水旱等自然灾害面前，不是无所作为的，而是可以尽人力加以控制的。他说明了《周官》中的沟洫制度之后，认为人是可以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的。即：“虽大雨霖，其水有所渫，能为害者希矣”，“虽久不雨，其水可以得能为害者希矣”。只要正确的应用人力修治沟洫(水利)，就可以蓄水排水，防旱救涝。李觏还针对现实弊端批评说，“水官不修，川泽沟渎无有举，掌机巧趋利之民，得行其私，日侵月削，往往障塞，雨则易以溢，谓之大水，岂天乎?霁(天气放晴)则易以涸，谓之大旱，岂天乎?如是而望有年，未之思矣”。李觏认为，用人力只要得宜，就可以克服自然灾害。然而水利失修，沟洫障塞，下雨大水，无雨大旱，实在是用人力不得宜的缘故。这是对以往人定胜天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3)利欲可言，循公不私 李觏从实际物质利益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现象，认为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他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在李觏看来，利欲是人生人情的要求，是可以追求的。当然，李觏主张利欲与礼的统一，而不是主张利欲与礼的对立。因此，凡是符合“礼”的利欲，就是正常的、应该肯定的。如果符合“礼”的利欲都认为不正常，那么就是“贼人之生，反人之情”的，反而是不正常的。李觏也反对横征暴敛，反对贫富不均的现象，他认为这些是“贪”与“淫”。李觏主张的功利主义的人生观，显然是与传统儒家所讲的义利观不同的。孔孟都将义与利相对立，所以他批评儒家说：“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并进而提出物质利益是礼的基础，说：“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民之大命，谷米也。”这些都是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等人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4)本乎天谓之命，在乎人谓之性 在涉及天命与人性的问题时，李觏认为，“气”是人和万物产生的根源。由于阴阳二气的上升与下降，相感与相合，运动不息，变化不止，从而各得其宜，于是就产生了人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他说：“人感阴阳气以生，阳主动，阴主静。……阳得其宜则阳胜，……阴得其宜则阴胜。”天地阴阳之气是自然的，而人性是得自“天命”的。他说：“命者天之所以使民为善也，性者人之所以明于善也”。这是说，人性的根源来自“天命”，而每一个人如何表现则是每一个人的“性”。因此他认为“观其善则见人之性，见其性则知天之命”。天命与人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人性又是善的，人以此区别于万物群生。“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人贵于物，在于“有文以相接”，即人类有文化，再加上人对自然的利用，“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栏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然则本乎天谓之命，在乎人谓之性，非圣人则命不行，非教化则性不成。”李觏在此又回到了以往人性受之于“天命”的思想老路上去了。这可以说不仅是李觏，而且是大多数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共性。他们在解释自然问题时是唯物主义者，而论述人性问题时则往往又陷入窘迫之境。在李觏看来，“人性”只是明于“天命”之“善”的，而“天命”只有圣人可以推行于天下，普通人只有接受圣人的教化，才能明善。在这里，李觏又将儒家提倡的礼教视为“天命”，是不可变更的万世之法。
(5)性之品三而人之类五 既然人性是受命于天的，那么，人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李觏对以往人性论的学说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说：“古之言性者四：孟子谓之皆善，荀卿谓之皆恶，扬雄谓之善恶混，韩退之谓性之品三：上焉者善也，中焉者善恶混也，下焉者恶而已矣。今观退之之辩，诚为得也，孟子岂能专之?”可以看出，李觏在四家人性学说中，独赞成韩愈的性三品之说。当然，李觏并不是仅仅同意韩愈的观点，而且发展为将人分为五类。他说：“性之品有三：上智，不学而自能者也，圣人也。下愚，虽学而不能者也，具人之体而已矣。中人者，又可以为三焉：学而得其本者，为贤人，与上智同；学而失其为者，为迷惑，守于中人而已矣；兀然而不学者，为固陋，与下遇同。是则性之品三，而人之类五也。”韩愈所说的上智，是圣人；韩愈所说的下愚，是不可教的蠢人。只有中人，李觏进一步分为三类：上中之人通过努力学习，可以达到贤人的境界；中中之人只是守住了中人的本质；而下中之人则又与下愚相同。可见李觏是将人分为圣人、贤人、中人、固陋之人、下愚之人五类。在这里，李觏认为上智、下愚之人性是不变的，是根诸“天命”的。只有中人，因是善恶相混，因此可以通过圣人的教化而趋向善的。李觏的这种上智之人不用学、下愚之人不可学、中人之性可以学而变化的观点，是没有任何社会现实根据的先验论，因此是错误的。
(6)论释教十害 李觏从富国强兵的思想出发，批判了释教的虚伪性及其对国家人民的毒害。当有人说：“释老之弊酷，排者多矣。然以修心养真，化人以善，或有益于世，故圣贤相因，重其改作。今欲驱缁黄(僧道)而归之，无乃己甚乎?”李觏说：“夫所谓修心化人者，舍吾尧舜之道，将安之乎?彼修心化人而不由于礼，苟简自恣而已矣。”并进而指出“缁黄存则其害有十，缁黄去则其利有十。”其害一是“男不知耕而农夫食之，女不知蚕而织妇衣之。”二是“男则旷，女则怨，上感阴阳，下长淫滥。”三是“幼不为黄，长不为丁，坐逃繇役，弗给公上。”四是“俗不患贫而患不施，不患恶而患不斋，民则以殚，国用以耗。”五是“诱人子弟，以披以削，亲老莫养，家贫莫救。”六是“不易之田，树艺之圃，大山泽薮，跨据略尽。”七是“营缮之功，岁月弗已，驱我贫民，夺我农时。”八是“材木瓦石，兼收并采，市价腾踊，民无室庐。”九是“门堂之饬，器用之华，刻画丹漆，末作以炽。”十是“惰农之子。避吏之猾，以佣以役，所至如归。”如果去缁黄，那么就有与十害相反的十利了。李觏这个思想是与其富国强兵思想一致的，同时也涉及到否定宗教的权威，肯定人的价值即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所以李觏认为“去十害而取十利，民人乐业。”体现出李觏思想中战斗性的一面。
(7)损上益下与百姓偕乐 李觏从他反对封建特权而维护私有权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损上益下”的平均主义思想。他说：“众多欲而圣寡欲，非寡欲也，知其欲之生祸也。”他以历史为镜子说明这个道理。他说，五霸莫盛于齐桓公，但由于“内嬖亢夫人者六，竖刁以自宫爱，易牙以蒸子幸”，终于导致五公子争立，使桓公死后六十七日才下葬。七雄莫大于秦始皇，以殿阿房，葬骊山，终于项籍燔其宫室，牧儿烧其藏椁。“祸生于欲，诚足畏也”。在李觏看来，欲望不能太多，多反而招祸。他针对有国者提出警告：“彼多欲之君莫不自谓无祸。恃四海之力。矜一人之智，以天地未足为长久，而不知智力非御祸之器也。”那怎么办呢?他认为“能损上益下，与百姓偕乐，其谁曰不可。”就是说，只要适当克制自己的欲求，与民同乐，就行了。这就是“圣人寡欲，故能得所欲”的道理。李觏反对过分剥削，因此他的“损上益下”说是要求“有国者”让老百姓能够活下去，以便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这就是“寡欲，故能得所欲”的思想。“损上益下”说，其积极意义在于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